录音技术是侵入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原生文化就毫无意义。我始终认为,养生是创造的敌人。
这次对话围绕着声音的真实性、民族音乐的采录与传播,以及创作与养生的关系展开。我们探讨了录音技术对音乐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传播的差异。
电声放大与声音的“真实”
我从Frank Sinatra的“crooning”唱法说起,这种低回吟唱的风格,只有在麦克风出现后才成为可能。这说明,电声放大后的声音,并非“真实”声音的纯粹再现,它是一种经过技术处理后的产物。 录音本身就具有侵入性,它改变了声音的原始状态。
罗敏则认为古典音乐是例外。古典音乐的演出场地和乐器排列相对固定,对现场演出的追求,使得录音成为对现场的“无限逼近”,而非简单的复制。她对当代古典音乐的偏好,源于长期的聆听积累,以及对特定作曲家和唱片品牌的偏爱。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筛选过程。当代古典音乐的受众相对小众,这与唱片获取途径(例如,早期的打口碟)有关。
民族音乐的采录与传播:殖民的回声与文化的自发
20世纪初,欧洲唱片公司到世界各地采录当地民间音乐,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行为。获取原始的民族音乐素材极其困难,不仅因为录音设备的缺乏,更因为环境的危险性。我曾参与过一个中国民族音乐采录项目,亲身体会到这种困难。
我们讨论了云南民族音乐的采录和传播。罗敏分享了她对云南本土音乐的了解,以及她参与的民族音乐采录项目。她提到,一些学者担心对民间音乐的“放生”会破坏其纯净性,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想法。
事实上,云南彝族地区的烟盒舞VCD的广泛传播,以及一些电影在乡村地区的自产自销,都体现了当地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旺盛需求。快手等平台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一点。 法国Ocora和日本King Records等唱片公司对世界各地音乐的采录和出版,促进了不同音乐文化的传播,这与中国对民间音乐的整理和保护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对民间音乐的保护往往缺乏商业化的传播途径。
高亢的歌声与参与式观察
页边指出,民间音乐的高亢音调可能与采风行为和表演性质有关。并非所有民间音乐都是高亢的,这取决于观察的场合和上下文。他以卢沽湖的经历为例,说明了在非表演场合下,民间音乐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参与式观察法强调研究者深入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才能获得更真实的记录。录音设备的出现会影响被采录者的表现,长时间的接触才能获得更真实的记录。
养生与创作:燃烧生命还是细水长流?
我们还探讨了养生与创作的关系。我提出,养生可能是创造的敌人。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罗敏和页边也分享了他们各自的创作经验,以及体力下降对创作的影响。创作本身也可能带来生理上的正反馈,这与养生并不矛盾。
日本艺术家的长寿和高产,以及他们对“细水长流”创作方式的偏好,值得我们思考。 在数字音乐时代,音乐创作的门槛降低了,但音乐创作的过程和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我并不认为这是理想的状态。
结语
这次对话并非对上述问题的简单总结,而是对声音、文化与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一次深入探讨。我们既看到了录音技术对音乐的影响,也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传播的差异;既看到了对原生文化保护的理想化愿望,也看到了文化自发传播的强大力量;既看到了创作与养生之间的张力,也看到了创作本身可能带来的正向反馈。 这些思考,将持续影响着我对声音、文化和创作的理解。
录音技术是侵入式的,但保护原生文化不被侵入不仅徒劳,也是无益。
养生是创造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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