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湛羊我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在过去的十五六年时间里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特别是由城市化变迁所改变的人们的生活
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些激进的城市化奇迹那些凭空而起的高楼巨型的基础设施以及不断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大型的项目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些过程之外还有
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另一些过程那就是一些过渡之地的形成什么是过渡之地呢一个就是总有一些地方要为大型的项目让路总有一些人他们要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城市的奇迹让路
所以在这个巨型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大规模的迅速的城市变迁之外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也不断产生一些终将消失尚未消失或者尚未完成的地方城市之中并没有绝对的边缘之地那些要为别的空间让路的地方就是边缘
我的第一个田野地点在北京我在这个田野地点上已经工作了 18 年在 2006 年我第一次进入这些城中村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返回在 2018 年之后我的田野又延伸到了重庆 深圳这样的城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研究中的一个线索
或者说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制度意义上的农民如何遭遇城市房产这显然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一个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由土地资产以及房地产项目拉动的这个我们可能都深有感触我们每个人也被卷入其中
但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往往都是房产的消费者所以城市房产往往跟中产阶级生活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们或者说这些村庄这些村集体他们实际上也紧紧地跟城市发展的重要要素也就是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跟城市房产的勾连也非常的紧密非常的有趣
这张照片拍摄于十年前的北京照片当中就是我们说的农民房也就是农民开发的房地产当然这里所谓的农民不是工作意义上和劳动意义上的农民这里的农民只是在制度意义上他们还有农民的身份实际上我在这个村庄里遭遇的这些农民们他们早就已经是房地产的经营者资产的管理者了
这个村庄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村之一容纳了五万左右的外地人我在这个村庄里待了很长的时间经常会碰到人走向我跟我说会要有一个大项目要来的这个地方肯定是要被拆除的
那听多了以后我就意识到人们的期待非常的强烈特别是本地人显然他们都早就为了这个拆迁做好了准备
他们等待被拆迁的那一天这个等待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拿到补偿款也跟他们对于未来的变化有关很多老年人跟我说拆就拆了吧拆了以后我就轻松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渡之地上也有很多的纠结
但是在拆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人们就像是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当中大家都非常积极地想要把自己跟自己土地的关系迅速地变现本地人把房产建设房产开发和房产管理这整体的一个过程叫做种房子
种房子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种房子不等人大家都很焦急大家都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就要来了所以在拆迁来之前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所以有的时候村落里会出现建设的热潮就像这张图片里所看到的那样
这种房子经常大家会使用造价比较低的材料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小树林是建筑垃圾的聚集地就会有村民不断地从当中筛选出可以使用的砖块石块 玉质板采用这些造价低的材料来建设要出租的房屋
出租的房屋建设速度非常之快当时我租住在一个二层楼之上从我的窗户外望去楼下的瓦房正在被拆我一觉醒来瓦房已经被拆掉了三天之后地基已经挖好也已经起了二层楼这个速度当时非常地震撼我
在村庄里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房屋租赁市场的开发者和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为什么老年人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个是因为时间
大部分村庄里的老年人并没有城市工作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计划考量商量有关房地产开发的事宜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老年人在村庄当中居住的时间比较久对村庄有感情也有足够的了解
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更有能力出来调解问题这种非正规的房地产开发经常涉及到一些纠纷比如说有的人把房子盖到了集体用地上有的时候邻居之间会互相冲突争夺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往往能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第三点是因为老年人他比较能够获得家庭的信任
种房子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开发工作老年人他们经常可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有了老年人大家就不需要从外面再雇外人了然后我就发现无论种房子这项业务多么地有利可图多么地容易多么地受本地人的青睐但种房子它其实都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 中年人早在预期要带来的拆迁发生之前年轻人就已经通过教育或者就业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我认识一个马阿姨她非常非常希望自己的孙女来帮忙
但是他的孙女就非常犹豫 2013 年他职业学校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他跟我说我可能可以帮一个暑假但是我总得找点别的事情做否则拆迁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在这个必然要消失的土地之上年轻人对这个未来的预期实际上是不怎么好的
因为缺少年轻人的参与老年人他们就经常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就需要外部的支持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先在自家的土地上建房然后把房子的整体的经营权转给外地人外地人经常需要比较多的资产其次跟本地人比较好的关系才能够参与进来
李阿姨是我认识的一位房东她有四个孩子在 2010 年她的老伴去世之前她跟老伴共同管理他们 40 个出租屋但是 2010 年老伴去世之后呢李阿姨就感觉力不从心了她当时找到了外地人 陈氏兄弟把自己 40 个公寓承包给了陈家兄弟陈家兄弟当时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们掏出了 20 万这是兄弟俩打工 7 年积攒的几乎所有的积蓄所以陈家兄弟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房屋如果生意顺利进行的话他们大概能赚到 20 万左右一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中村里有一个暂时性的存在
这个暂时性形塑了大家的生活也形塑了大家的投资的行为和基本的生活逻辑面对暂时性呢种房子这件事情的挑战也就来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村庄要消失所以为了减少损失 减少风险一个经常的策略就是要减少投资的金额但是增加投资的次数
这样一来从 2026 年到 2018 年这些年当中我就发现城中村当中出现了至少三代出租房第一代出租房本地人把它叫做大院单间大院单间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本地人可以把自己的空余的房子收拾出来摆上家具就可以出租给外地人了
它的劳动力投入和资产投入都相对比较低而且房东和房客往往要共享他们的生活设施跟生活空间大院单间在 9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从 00 年左右的时候村庄里又出现了另一种出租屋叫做单间
单间是专门为外地人设计的同一层当中的租户往往需要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包括厨房 厕所甚至还需要用到村庄里的设施到了 2010 年左右就出现了第三代出租屋这个出租屋就叫做公寓公寓相比前两代显然要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公寓往往配有独立的上下水 独立的电表
独立的厨房还有在室内的卫生间更重要的有网络所以公寓的投入相对比较高在 2014 年的时候我得到的信息是公寓的投入大致是到 20 到 100 万不等这样一来投资规模比较大风险也就相对比较大刚才我讲的这三代住房就像是本地农民
自己推动的一种非正规的本地的 gentrification 市生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居住空间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和多样化在同一个区域租金可以差别非常大比如说大院可能只有 150 元而公寓可能能达到 1500 元之间的价格可以相差 10 倍也由于周期性的投资
出租屋不断地更新换代本地人他们的盈利是增加了但是外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可能随时被自己的房东赶走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这个过程叫做加速的暂时性或者叫做急速的不确定性那怎么办呢
当然这些租客他们从进入这个村庄开始就已经准备好要走但是急速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他们在外地购房的愿望很多很多人在当时都跟我说他们努力工作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家乡附近的县城能够买房或者说这里面有一个互相加强的逻辑
因为在北京人们跟土地没有关联跟这个城市关联也非常非常地松散再加上暂时性的生活这一切都增加了大家在家乡购房的愿望但反过来在家乡购房的愿望也导致人们会在北京的时候就推迟消费节省他们在北京的开支
我认识一对夫妇刘伟和李静刘伟是做展板的他的工厂就租在一个大院里面生意好的时候他每个月大概可以赚到 6000 到 7000 左右他的爱人李静打打邻工有时候做的保姆大致一个月也能够有 2500 元左右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收入夫妻俩租一间 650 到 700 的单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夫妻俩一直跟我说他们只愿意租 250 元的大院单间在他们看来额外为居住在北京花钱是不值当的用他们的原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呢根本不值得
他们的愿望是在自己的家乡迅速地能够买一栋他们口中的楼房但是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矛盾因为在北京打工越成功就越想购房可是购了房之后要还房贷所以说越买房就越不可能回到自己所购买的那个房子里去居住到了 2019 年的时候
这个村庄大家已经看到图片里它被拆除了一半但是人们还是在废墟上做着生意当时这个时刻是下午 5 点左右天光还很亮被拆除的空地上阳光照着沙土都闪出了金光我觉得当时我深刻地感觉到人们在这个时刻直面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
到了 2022 年的冬天我又回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村庄已经被整体拆除了大雪覆盖了这个村庄似乎掩埋了所有人们生活的痕迹以及人们生活在这里的记忆 2023 年的时候我又回到这里这是秋天那个大家都在等待来的项目还没有发生
但是为这个巨型项目所让路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当时走在这里惊奇地发现经过了 18 年我可能反而成了这个村庄里待得最长的人我在重庆的项目是在高新开发区旁边的一个安置社区这个区域是 2009 年开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的
大量的农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大量的农民被转入了安置社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就是这个安置社区的样子失地的农民进入安置社区以后我发现大家的流动性就有了改变在 90 年代末 2000 年初的时候这个区域的农民
40 岁左右的成年人大概有超过 80%是在外务工的但是当安置社区建成了之后大约有一半的农民都回迁回到了自己的安置社区那么安置社区里的人们如何谋生呢吴大哥出生在 1968 年他是 17 岁进城打工 23 岁离开了重庆去了云南
开始了自己长达 12 年在云南眼镜店打工的生涯但是到了 2011 年她又回到了重庆不仅搬入了自己的安置社区同时又购买了一套安置房
这套安置房他们用来改造成了自己的家庭小旅馆一共有五间房大的房子收费 150 小的房间收费 120 旺季的时候他们甚至还需要雇用一个全职的人来帮忙收入大概在 4000 到 6000 当中吴大哥的姐姐吴姐也在安置房社区里找到了一种新的生计吴姐她在自己的安置社区
摆上了桌摆上了椅子开了一个户外茶室
这个户外茶室其实设施非常简单但是吴姐会给每个人泡茶会协调大家打扑克以及打麻将这个户外茶室其实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但是吴姐拒绝把这件事叫做生意她说这只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
所以吴姐也没有说谎她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她就不做这件事了有时还会招揽广场舞的小伙伴一起在她的茶室聊天每个人收十元钱的茶位费吴家的叔叔和阿姨他们大致已经有了七十多岁了他们在安置社区里也没有闲着
吴家叔叔和阿姨他们一开始是希望在自己的社区周围开辟一片菜地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更好的地方在离自己社区大约步行 15 分钟的地方就有一片还没有开始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当中的一小块空地他们就把它开辟成了自己家的菜园吴叔叔每天都要去照看这些蔬菜
他非常地自豪他觉得这样的蔬菜没有打农药是安全的而且他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享受很多老年人在这个社区都是做类似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把自己种出来的多余的蔬菜会在社区里销售来补贴家用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大家的生计都慢慢地集中到了安置社区呢
答案其实就在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它本身高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之后进来了很多世界 500 强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工作并不是面向本地农民本地人的这些企业往往要求高学历和高经验留给当地人的职业大概也只有保安保洁等等低工资的工作
其实大家对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感兴趣
另一方面因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建成所以像过去的一些小型的非正规的企业包括砂石厂 水泥厂等等都慢慢关停当然还有是因为清理污染企业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措施所以慢慢地来讲小生意啊非正规行业都在消失所以
所以当地人经历了双重排除在生技层面实际上机会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边做着比较休闲的 悠闲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种菜 开茶馆这样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大家的投资变得越来越激进因为他们手中有了城市的房产
比如说吴姐的女儿 1982 年出生的一个女孩她在搬进安置房之后很快跟丈夫商量就把自己的城市住房抵押了抵押了 15 万以后又跟朋友合作一共花了 60 万购买了一辆水泥贯车这个水泥贯车显然也是出租给其他人进一步参与当地的房地产和城市开发
他们俩夫妻对于自己的这项投资举措是相当满意的其他的安置社区的年轻人有不少人都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用这个房产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有的做小生意还有的就干脆去购买更多的房产当然了进行投资的也不只是年轻人也有老人
图片当中大致有三个建筑物最新的 最高的那是一个售楼处旁边的砖楼还没有完成的是已经烂尾的商品房而在照片最前端的那个搭起来的简易的帐篷那是曾阿姨的居所曾阿姨她把自己和老伴攒了多年的 30 万的积蓄
交给了一个自己的亲戚亲戚告诉他因为房地产开发需要速度有时候资金需要周转所以亲戚之间这样的借贷非常普遍这 30 万过两年回到他手里可能就变成了 40 万甚至 50 万所以曾阿姨他们全家就把自己的储蓄投进了这个具有高度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的
房地产开发的过程当中那显然一烂尾之后事情就不像他们想象的这样了这个房子烂尾了七年曾阿姨和她的老伴呢也就在这个烂尾楼的工地之上居住了七年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启发他们似乎让我们看到
中国人在城市当中跟时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大家似乎意识到一种积累性的时间那时候有一个词叫做时间就是金钱就好像说你做得越多赚得越多你干得越多你的未来也就越光明
积累性的时间显然主导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进城的打工者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普遍的弥散性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很多普通人开始试图超越积累性的时间他们试图寻找机会性的时间也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讲 time 远没有 timing 来得重要
所以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的人甚至投机的人在我刚才讲述的无论是北京还是重庆的故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这种涌动的关于投资的关于寻找风口的关于寻找下一个机会的这种想象
在吴姐开的那一个茶摊之上经常就可以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谈论下一个投资的机会在哪里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这笔钱应该往哪里去显然投资获利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人就是像曾阿姨那样丧失了自己的很多储蓄而且很难再继续想象这个烂尾楼上的未来
刚才我讲到的北京和重庆的农民们他们都是中国城市化过程当中的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在今天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只有城市才能提供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承诺是以高度不均衡的方式传递给不同的人群的
我今天所讲述的这些故事里的农民们他们往往是被看作城市化的反体北京郊区的农民们以及安置社区里的人们他们慢慢慢慢地就变成了为发展让路的人当然了这个让路并不意味着他们跟城市化无关往往意味着他们拼尽全力非常努力地参与到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但最终会慢慢发现因为自己的弱势他们很容易变成承担高风险后果的那群人所以大量的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实际上生活在高度具有过度性质的空间当中这些空间往往是为城市的大的更宏伟的项目做预备的这些空间有时候也是为城市项目托底的
是让城市的奇迹是让那些宏伟的基础设施高楼大厦成为可能的基础但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显然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城市的重要的知识和命题城市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地点在更多的时候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被不断地重构
这个复杂性就在于这个过程涉及到资产涉及到福利涉及到市场涉及到诸多种种的因素在这样的动态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生活在纠结当中我今天讲述了很多农民的故事其实很多外地人会对这些农民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会觉得这些人白白地得到了房产
白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赚钱有时候得到补偿又是如此的巨额甚至在我的田野里有人会把它们叫做实力阶层但是这个故事拉长时间我们会发现资产在市场当中当然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买断农民跟土地关系的资产而农民在这个过程之后并没有办法进入到城市制度城市文化和城市权力的核心这些资产也很容易就在市场当中轻易地消散了很容易烟消云散之后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农民往往继续地艰难地在城市里挣扎
感谢大家今天听我讲这些农民的故事希望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也能够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臣服的自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