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图上,各省份界线蜿蜒曲折,与美国各州笔直的边界线形成鲜明对比。这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划分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长期作用的结果。
“山川形便”: 这是一种以自然地貌为界限的划分原则。山脉、河流、湖泊等天然屏障,构成了古代行政区域的天然边界。这种划分方式在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具有显著优势。它使得同一行政区域内,气候、土壤、风俗习惯等相对一致,便于农业生产和行政管理。秦朝推行郡县制,将这一原则推向全国,许多郡的边界至今仍可见其影响。例如,山西省三面环山,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边界雏形便可追溯至秦朝的太原郡、河东郡、上党郡。江西省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其边界也与秦朝的卢县以及后来的豫章郡边界相近。汉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原则,力图使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以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然而,“山川形便”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容易形成易守难攻的“行胜之区”,滋生地方割据势力。
“犬牙交错”: 为了应对“山川形便”原则带来的地方割据风险,“犬牙交错”原则应运而生。这一原则并非完全摒弃自然地理因素,而是在划分边界时,有意跨越山川河流等自然屏障,使不同行政区域相互交错、深入对方腹地。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牵制地方势力,削弱其独立性,从而维护中央集权。秦汉时期,“犬牙交错”已有运用,例如秦朝在岭南设置的郡县,以及汉朝分封诸侯王时,都体现了这一原则。隋唐时期,虽然“山川形便”仍是主流,但“犬牙交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用于制约地方势力,例如唐朝对淮南、徐州等地的管辖。
北宋时期,“犬牙交错”原则的运用更加普遍,行政区域边界与山川走向的出入程度显著加大。元朝则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致,行政区域边界几乎完全无视山川走向,这与元朝的征服者思维和军事控制需要密切相关。元朝的行省设置,往往跨越重要的山脉河流,例如淮河、秦岭、长江等,这方便了元朝的军事控制,但也带来了行政管理不便、经济发展受阻等诸多弊端。
明朝对元朝的行省制进行了改革,缩小了行省的管辖范围,并尽量使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符,但并未完全放弃“犬牙交错”原则。清朝则在明朝的基础上,对省份边界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内地各省省界的基础。
中央集权与区域划分: “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原则在中国古代长期并存,但“犬牙交错”原则的作用日益增强,这反映了中央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历代统治者将维护王朝统治作为最高目标,对地方稳定的重视程度远超地方发展,因此,统治政策往往倾向于加强中央集权。 这种倾向,即使在王朝更迭后,也依然延续,因为新的统治者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以求长治久安。 然而,过度中央集权也会带来弊端,如何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历代统治者需要不断探索的难题。
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多以山川为界,自然无法横平竖直。山川形便的原则使得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形成完整的地理单元。
山西省的边界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西边与西南边隔黄河与陕西省、河南省为邻,东边和东南边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河南省为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
江西省三面环山,东侧以淮玉山和武夷山与浙江、福建分隔,南部的九连山大榆岭与广东相隔,西面的罗霄山与湖南、湖北相隔,北面隔长江与湖北、安徽相望。
陕西与四川的分界线以大巴山为界,而非秦岭,使得汉中这一气候、语言、风俗更接近四川的地区划归陕西,这体现了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以防止地方割据。
江苏西北部的徐州形状像一把利刃直插中原腹地,这体现了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使得行政区域深入对方内部,互相牵制,防止割据。
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原则主要有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山川形便以天然的山脉、河流等自然地貌为边界,犬牙交错则通过跨越自然地形来设置行政区域,以防止割据。
元代中央朝廷在划分地方行政区域时,将犬牙交错原则运用到极致,几乎完全忽视了山川形便,目的是为了消除山川之险,防止地方割据,维护中央集权。
山川形便的原则使得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便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简化生产管理,便于水利建设,同时也方便行政管理。
犬牙交错的原则通过跨越自然地形来设置行政区域,使不同政区互相牵制,将山川之险融入统一政区之内,消除了割据者拒险自守的屏障,减少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元代的行省划分完全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几乎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导致行政管理不便,增加了管理成本,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