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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徐友渔
我因参加2014年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监禁一个月。我从书斋哲学家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并反思了被捕的原因。我认为,中国诸多问题中,政治制度问题最为根本。我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对目前的人生感到满意。我愿意讲述在狱中的经历,因为这段经历可能对很多人有价值和意义。我和当局之间并没有关于不许谈论狱中经历的默契。我被捕的原因是当局害怕人们公开谈论六四。当局抓捕参与六四讨论的人员,是采取集中力量打击少数人的策略。我和郝建作为组织者被捕,其他人是被临时叫来参加的。我之前参加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平安无事,但25周年时却出事了,是因为形势变化和一些征兆。我从纯粹的学者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六四事件。六四事件让我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和意义,促使我关注中国社会现状。我与刘晓波的接触以及参与上诉和请愿活动,也促使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应是优秀的学者,具备学术成就和研究能力,才能获得公信力。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在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展现对社会的关注。我认为自己当初对政治的关注还不够深入。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局限于象牙塔,应该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对祖国命运和人民苦难的关切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我对自己的批评是关心社会太少,而不是太多。我的人生选择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我选择研究分析哲学,是因为它符合我的学术兴趣,并且对中国发展有益。我选择研究分析哲学,是因为它强调思维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这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的。我学术地位的建立,基于我在分析哲学领域的成就。六四事件后,我转向政治哲学,是因为我需要更强烈地表达对政治和人权的关怀。我转向政治哲学,是为了在保持学术优势的同时,更有效地表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关切。我转向政治哲学,既继承了之前的学术研究,又能够更好地表达对社会的关怀。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并参与公共事件和讨论,最终导致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找我的主要原因,是我在一些公开信和声明上签名,表达对中国政治和人权问题的关切。我无法接受警察随意找人谈话和警告的做法。我认为自己作为公民,有权发言,并且我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坚持自己的底线,不接受警察未经合法程序的干涉。我选择坚持原则,捍卫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与警察过度亲近。虽然坚持原则,但与警察打交道也需要一定的策略和妥协。我对警察的态度是坚持宪法原则和公民权利,但也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我与警察打交道的方式是以刚性为主,以柔性为辅。我被重点打击与我对警察的态度关系不大,当局有其自身的逻辑。一些警察对我表示敬佩和同情,即使我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政治警察是中国的毒瘤,他们无处不在。中国正经历着警察国家的阶段,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日益依赖警察,警察无孔不入,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我出版《遭遇警察》这本书后,并未受到报复,这让我感到意外。《遭遇警察》这本书直接得罪了警察,但我并未因此受到报复,这让我感到奇怪。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但我已做好准备。我更看重为了人权事业和自由而获得的奖项,而不是学术奖项。如果重新选择,我仍然会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然后再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不会放弃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追求,这与我对生活的激情和对人类命
运的关怀有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我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对中国国情、自身能力和人生意义最大化的理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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