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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丸沉没：战争与缘在

202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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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徐诗凌

袁

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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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源：里斯本丸事件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法案例，涉及到战俘身份、公海海域、各国行为责任等多重因素。事件发生在1942年，适用的国际法条约包括1929年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以及1907年海牙公约。日本未批准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这影响了对日方责任的追究。美军攻击里斯本丸的激进程度取决于日方是否履行标识战俘船的义务，而日方被征用的平民船长对其行为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法律审判关注的是行为是否被法律禁止，而非行为本身的对错，追溯性适用刑法是不正义的。日本认为二战后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因为他们未批准加入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认为强加正义是违反法治原则。国际法中存在因然与实然之间的灰色地带，作战人员的判断自由度较大，难以界定战争责任。中下层军官对国际人道法的了解有限，其对战争规则的理解可能与国际公约不同。日本管理战俘的能力和资源不足，导致战俘死亡率高。对战俘的保护是现代战争的产物，与传统战争的“总体战”模式不同，现代战争更强调军人和平民的区分。战争中“主权国家”的定义模糊，在独立战争期间，美英双方对战俘身份的认定存在争议。人道法将战争视为一种职业行为，强调职业规则和伦理，不讨论战争的正义性。日军区别对待中国和白人战俘，这与他们的种族意识和意识形态有关。徐诗凌：里斯本丸事件中，适用法律取决于事件发生时间（1942年），可能涉及1929年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以及1907年海牙公约。要追究里斯本丸事件的责任，需要深入细节，还原事实和命令链，才能建立证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对战俘转运的规定有限，仅涉及水、食物、卫生和通信，未明确规定标识义务。1949年日内瓦公约增加了关于战俘转运的专章，是因为像里斯本丸事件这样的事件大量出现。日本在里斯本丸事件中未积极营救战俘，体现了其漠视战俘生命，并以管理方便为优先考虑的功利主义思维。国际法中存在因然与实然之间的灰色地带，作战人员的判断自由度较大，难以界定战争责任。《桂河大桥》展现了战俘在维护尊严方面的努力，以及其与战争目的脱节的复杂性。《桂河大桥》中英军军官的行为体现了军人的职业化和对尊严的维护，即使在战俘营中。里斯本丸事件中，英军战俘的叙事与英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殖民战争背景有关，这与中国观众的视角存在差异。《里斯本丸沉没》的非政治视角，关注个体故事和人道主义精神，而非战争的政治性或正义性。里斯本丸事件中，中国渔民的救援行为超越了战争法和人道法的框架，体现了更基本的文明准则。关于里斯本丸事件的中国方面史料有限，这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居民数量有限以及缺乏有意识的记录工作等原因。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与偶然性，以及99%的人类被历史遗忘的普遍性。《里斯本丸沉没》的制作动机源于导演个人的偶然发现和朴素情感，而非预设的宏大叙事。《里斯本丸沉没》的反权威性在于它跳脱了对讲述者身份和叙事合理性的预设认证，呈现了朴素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