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强调消极自由,认为自由是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而阿伦特强调积极自由,认为自由是在政治生活中展现个体性和公共精神的能力。柏林担心积极自由容易被滥用,而阿伦特认为政治生活是自由的真正展现。
阿伦特起初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后来转向批判犹太复国主义。她对官方犹太复国主义和当权派不满,认为他们未能真正代表犹太人的利益。
‘平庸之恶’不是指人本身平庸,而是指人在思想上的不思考导致了极大的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狂热者,而是缺乏独立思考,盲目服从命令的人。
柏林认为英国是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强调消极自由和多元主义。阿伦特则认为美国的小镇自治和宪法是理想的,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精神。
柏林在学术界地位较高,被认为是牛津学派的代表,而阿伦特则被视为边缘学者,但最终对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柏林的学术更符合学院派标准,而阿伦特的著作则更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阿伦特担忧现代政治中的公共性缺失,认为人变得孤立无援,失去了在公共领域中共同行动的能力。她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讨论的重要性。
柏林认为极权主义源于乌托邦式的狂热和对更高自由的追求,而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源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和原子化个体的孤立状态。
柏林在信中表达了对阿伦特的厌恶,主要因为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激怒了同时代许多人,包括柏林。柏林认为阿伦特对犹太人的批评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