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勤:我长期关注社会运动,最初因研究缅甸流亡者群体来到泰缅边境,后逐渐深入研究电诈产业与边境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将泰缅边境定义为‘逃避统治的基础设施’,它连接着缅甸流亡者、电诈从业者等不同群体,他们共享物理空间和社会资源,共同逃避国家管控。我的研究重点在于理解这种‘逃避统治的基础设施’的运作机制,而非电诈产业本身的运作细节。缅甸自独立以来持续动荡,2021年政变后,大量民众逃往边境寻求庇护,美索成为重要的中转站。妙瓦底等缅东地区的电诈产业与缅北不同,它与克伦邦的民族武装力量密切相关,其生态与缅北截然不同。缅东电诈产业中,华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负责搭建基础设施、促进人员流动,并占据核心位置。电诈产业的运作模式去中心化,由不同规模的团队运作,福建和潮汕人占据重要地位。底层从业者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的汉族人,他们的处境最为糟糕。缅东电诈产业具有低端全球化的特征,人员构成国际化,诈骗手段多样化,正从针对华人的‘华人盘’转向国际盘。电诈产业不仅仅是简单的电信诈骗,还涉及人口贩卖、绑架和谋杀等严重犯罪行为。逃离电诈园区非常困难,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包括民间武装力量的阻拦和赏金猎人群体的追捕。救援工作复杂,存在金钱交易等问题,NGO的作用有限,许多受害者更依赖非正式的‘舌头’帮助。缅甸民族问题复杂,罗兴亚危机凸显了种族冲突的严重性。缅甸革命者对中国在缅甸事务中的参与持有复杂看法,既担忧中国对军政府的支持,又希望中国能促成大选。缅甸边境地区的‘赞米亚’现象,既体现了人们逃避统治的努力,也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暴力。
程衍樑:作为访谈者,我主要对伍勤的田野调查经历和研究成果进行提问和引导,并对相关话题进行补充和讨论,例如缅甸政局变迁、电诈产业的国际化趋势、当地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缅甸事务中的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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