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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原来在 2015 年曾经出版过综艺本这个时候有了新版大家比较容易可以找得到这位历史学家 Tony Chiu 他 2010 年去世之前在他的生命最后的阶段他所留下来的临终回忆字书除了这本书之外卓安同时将 Tony Chiu 他的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欧洲战后 60 年》也推出了新版
Tony Chiu 他是 1948 年出生于伦敦他毕业于英国尖角大学还有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在英国跟在法国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程在这本回忆录里也就留下了重要的一些记录
例如他讲到法国讲到巴黎他的第一句话他说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他说从前我们有卡缪他就引用了沙特的话说法国书写当中最独树一格的是有长长一串的道德主义者当代继承了这个传统的是卡缪
除了卡米尔之外另外有沙特有莫里亚克有瑞蒙阿宏有梅罗帕尼还有例如西莫德布瓦接着有罗恩巴克有米歇尔福寇还有比较引起争议的波克蒂尔他们凭借各自作为小说家、哲学家甚至作为单纯的文人他们的表现应得了很高的地位
但是他们有事但是他们也是法国知识分子当然在法国以外也有声望非常高的人例如 Jürgen Habermas 或者是 Amatiste
但是我们想到哈布马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社会学家的身份至于阿玛迪阿森他是过去半个世纪印度产出的顶尖知识分子但是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闻名世界还有例如 G-Chuck 他的古修辞上的套头不绝无意间透露出某一种对于主流原创论述的编捶模仿跟嘲弄谈到 G-Chuck
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身为知识分子而闻名于世但真的说到这一类类型的人大家还是会想到法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想到巴黎
有很多的这些法国人他们是今天能见度最高的例子借着在一系列争议性或者是时髦的争论当中持续发言而声名鹊起就像他们远远更为杰出的前辈一样他们每一个都具备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能以十足的把握在非常可观的领域当中对公共以及文化事务进行论述
为什么这种事在巴黎会赢得这么大的尊重我们很难想象一名英国或者是美国导演会拍像红麦的《穆德之夜》那样的电影片中男主角痛苦挣扎了几乎两个小时无法决定要不要跟女主角上床过程当中包罗万象演绎了从巴斯卡的上帝存在论到列宁主义革命变成法中东讨论
在这里就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电影一样推展剧情的不是行动而是无法决定是否要行动如果换成意大利导演会加一场床戏如果是德国电影会添加上正词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只要理念就够了
法国知识界的魅力无可否认在 20 世纪的 30 到 70 年代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到布加雷斯特每一个有抱负的思想者都住在心中的巴黎因为法国思想家穿黑衣服抽香烟谈着理论而且说法文所以我们其他人就都照着做
他说,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左岸的街上遇到我的英国同学,我很自觉一开口就换成法文。诚然,这样说话实在是太 pretentious 了,但是就会变成 pretentious。不过呢,我们的规则就是如此啊。
知识分子这个词被这样添上了光彩一定会让民族主义者感觉到蛮有趣的那帕雷斯这位民族主义者是最早使用 intellectual 事实上他是以嘲笑的口吻来指称佐拉以及其他为犹太叛徒 Dreyfus 辩护的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分子就一直介入敏感的公共议题,诉诸其学术跟艺术地位所赋予的特殊权威。至于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一个很小但声望从容的学校,那也就是 Tony Chiu 他自己的母校——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这并非巧合。要了解法国知识分子的奥秘,
就必须要从高等师范说起这所在 1794 年为了要培训中学老师而创建的学校后来变成了共和国养成精英的温床
在 1850 年到 1970 年之间差不多每一个有份量的法国男性知识分子都毕业于此从巴斯德、沙特、图尔干到庞碧度、到佩奇、到贝吉达到贝克松、到罗曼罗兰、到马克·博洛克到路易斯·阿迪西这些人都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他说
当我在 1970 年以外国寄宿生的身份到巴黎的时候高等示范仍然高不可攀有别于法国通常的做法高等示范是一间需要住宿而且有封闭校园的学校在第五区占有一块安静的街区每个学生会得到自己的小房间宿舍是四方院的构造中间围着一个公园模样的方形广场
除了宿舍之外学校有休息厅研讨教室讲堂校园餐厅社会科学图书馆还有著名的文学图书馆一座壮观的开架式图书馆在馆藏和使用方面上无处其用美国读者可能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看惯了从卡拉利加到卡利福尼亚每一所大学都有馆藏丰富的研究图书馆
这意味着大多数法国大学都像是资金严重不足的社区大学但是高等师范生他们的特殊待遇远远不只是图书馆和住宿而已要考进这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
都是极为辛苦的事任何高中毕业生想要得到助学许可他就必须要多牺牲两年的时间强力塞下巨量的法国古典文化或者是现代科学然后才会参加助学考试所有的考生会依照成绩高低排列然后公布出来
最前面的一百名上下可以获准进入高等师范就读而且如果他们毕业之后为政府所雇佣的话还等于就得到了确保的终身收入
于是在一个有 6000 万人口的国家里这个精英的人文学院任何时候都只训练 300 名年轻人就好像美国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经过一个筛选程序只剩下不到 1000 人可以在一间集取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和伯克莱大学的地位声望的学院里读书所以
巴黎高等师范的学生当然智识甚高这就不令人意外了
Jude 回忆我在高等师范遇到的年轻人感觉上远比我在剑桥的同学来得不成熟拿到剑桥的入学许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忙碌的少年过上正常的生活然而没有一个进入高等师范的学生可以不用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他相当长一段青少年的岁月那影响清楚可见
我的法国同学硬生生背下来的知识量如此的庞大,总是让我感到惊讶,那种高度堆叠的旁针婆婴,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消化的,确实是像是饿干填鸭一样。然而这些正刚起步的法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所获得的,常常也让他们欠缺想象力。
我在高等师范头一次早餐就说明了这一点坐在一组梅花胡子穿着睡衣的新鲜人对面我低头喝着咖啡突然一个长得像少年托洛斯基的严肃年轻人探过头来用法语问我你的预备班是在哪里念的
所谓预备班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所读的密集准备班我跟他解释我没有上预备班因为我是从建桥过来的他就说哦所以你的预备班是在英国读的我就试着再度解释不是我们没有这种预备班我是直接从一所英国大学过来的
这位年轻人看着我,露出咄咄逼人的鄙视,他说没有经过预备班的准备,是不可能进到高等师范来的,既然你在这里,那你一定上过预备班。说完这句笛卡尔修辞的结论,他就转过头,去找更可情的对象说话。
对于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证据不感兴趣但是把从第一原则导出的结论视为不容质疑这种介于实证跟推理之间的根本断裂就让我见识到法国知识生活的一个根本定理
他有回忆 1970 年的时候高等师范里有好几位自封的毛派其中一个是很有天赋的数学家他花很大的力气对我解释为什么这间壮观的文学图书馆应该要被夷为平地因为让我们把旧世界打个六花六碎他的逻辑无懈可击旧世界确实对毫无限制的创新构成了障碍
不过我想对他解释即便如此打烂图书馆仍旧是错误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我只说以后他会改变看法结果呢他的反应是责备我说这是你的因果结论
我的毛派朋友跟他的同志从来没有真的把图书馆稍微灰烬由别于德国跟意大利的情况法国学生运动的激进派从未跨过革命理论走入暴力事件让我们猜一下为什么如此那很有趣而从我在的那一年暴力的羞耻确实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
毛派的高等师范生散步舞时就占领用餐大厅并且贴上各式标语然而他们跟同一条街不远处的巴黎大学同样愤怒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能够串联起来
我们不必感到奇怪那些时候在巴黎高等师范生的身份给你颇为客观的文化资产如果用伯克提约他的说法来表示的话如果真的把世间倒个天翻地覆高等师范学生比绝大部分的欧洲学生有更多的东西会损失而且他们清楚这一点
知识分子那种四处漂泊的世界主义者形象一群多余的人在一个冷漠的社会跟高压的国家里格格不入在一个霸国从来不适用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比法国知识分子更待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更感觉到舒适舒服
在他的回忆里对于法国的知识分子 Tony June 也表达了非常清楚非常有趣的立场跟观点我们休息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感谢您去收听杨兆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左岸出版退出的新版书名是《三物一网》这是史学家 Tony Chiu 他在临终之前所完成的一部回忆录
Tony Chiu 在 2008 年被诊断罹患了健冻症 2010 年去世这本书中文版 2015 年曾经出版现在也就可以方便找到好好阅读的新的版本在这本书里 Tony Chiu 回想他自己所经历过的时代他说我在 1948 年出生在英国这个时间够晚让我夺过了当兵
征兵最后一年的时候我还差了几岁但是正好赶上 Beatles 的热潮当 Beatles 他们以 Let Me Do 一爆而红的时候 Tony Jo 14 岁他说他接着回想三年之后迷你群问世这个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够大注意欣赏迷你群的妙处但我的年纪也还够小以至于能够占到一点便宜
我在一个繁荣安全跟舒适的时代里长大因此当 1968 年我满 20 岁的时候我非常反叛就跟许多婴儿潮时代的人一样我顺从潮流进行了不顺从的行动
毫无疑问 1960 年代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切事物仿佛都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在改变而且整个世界似乎是由年轻人主宰另一方面至少在英国改变也有可能是个假象
共党政府支持战胜总统打越战作为学生我们激烈反对我记得在剑桥至少有过一次这样的抗议当时的国防部长他前来学校演讲演说结束之后我们追着把他的座车赶出城外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跳到引擎盖上愤怒地敲打车窗直到国防部长的车加速逃走了之后我们
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几分钟之后学演的晚餐就要开始了而我们不想缺席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注意到身边有一位制服警察一起快步地走着他是被持牌来监视群众的我们彼此看着对方
我问他:你觉得这场示威怎么样?他从容听了问题,显然不觉得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回答是:哦,先生,我觉得进行得蛮好的。显然,见巧并没有即将发生革命的问题,伦敦也没有。在阿弥陀佛的 Grovna 广场示威里,
这一次也是为了越战就跟许多哪个时代的人一样我总是非常轻易就被动员去为了发生在几千公里以外不正义而抗议都发生在美国大使馆外一批烦躁的警马把我逼急到一排
铁栏杆上接着我感觉到某一种又暖又湿的东西沿着大腿往下流是尿尿的吗还是受伤流血没那么好运结果是我口袋里本来打算用来丢大使馆的红漆弹破掉了
那天晚上我预计要去未来的岳母家里为晚餐我非常怀疑当我到了她家门口我这副从腰间到脚踝都沾满了粘稠红色不明物质的模样是否能够改善她对我本来就颇有疑虑的观感
他已经发现跟他女儿约会的对象就是当天下午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讨厌邋遢口中不断高喊胡志明胡志明的左派分子其中之一他很为此担心当然我唯一遗憾的是那是红漆而不是血
如果要看真的革命就得要去巴黎就像许多我当时的朋友跟同侪我也在 1968 年春天到巴黎去参观去呼吸一口真实的革命
或者就算不是真实的至少是高度毕生的表演再或者用 Raymond Ahon 质疑的语气来形容是在一个曾经依剧目上演过真正革命的舞台上所进行的一场心理治疗剧因为巴黎真的曾经是革命的现场
事实上我们对革命这个词汇的视觉想象很大程度就得罪于我们自以为理解从 1789 到 1794 在那里也就是在巴黎所发生的事件要在政治恶搞仿作以及表演之间加以区隔有的时候并不容易
从一个角度来说,一切都应该那样发生,扑石路是真的,争议也是真的,暴力是真的,而且偶尔也有真的伤亡。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一切似乎并不是非常严重。
即使在当时我也觉得难以相信在扑石路下面就是海滩更没有说看到一大票无耻关注夏季度假规划的学生在激烈的思维跟辩论当中我记得许多人聊着假期要去古巴认真打算推翻泰高尔总统和他的第五共和
不过尽管如此既然冲上街头的是自家的小孩许多法国评论者都声称自己申请此事可能成真还表现出世界的焦虑
无论用哪一种严格的标准来看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也都回到了家当时我觉得阿红对侍卫的鄙视是不公平的她的几位教授同事因为被自己年轻有魅力的学生空洞无聊的陈强亮调给弥导所以热烈做了阿红讨好的发言拼命想要跟上队伍以至于让阿红笑话不良
今天我会倾向赞成阿红她的鄙视,但是回到当时,我觉得那太过分了。最让阿红恼怒的,似乎是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阿红尽管她才智过人,但就没有能够理解的是,即使开心玩乐跟搞革命是两回事,但许多革命确实是在嬉戏跟笑声当中开始的。
一两年后过去拜访一位在德国大学读书的朋友结果发现革命在德国意味着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没有人玩得愉快从一个英国人的眼中看来他们每个人都严肃的难以形容而且对于性的关注程度会吓你一跳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关于性英国学生想非常多但实际做得少得让人惊讶
法国学生的性要活跃许多,但是把性和政治分得很开。除了偶尔高喊 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要作战,法国人的政治是高度绳之平台的理论和枯燥的。
女性的参与如果真的有的话也极限于冲咖啡和陪睡觉难怪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激情的女性主义但是在德国政治谈的就是性而且性很大程度也牵扯到政治在拜访一个学生团体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我这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辈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政治羞耻
根据他们的解释,维持一种彻底排除心理负担的管道来进行随意性交,是一个人抛弃对美国帝国主义怀有任何幻觉的最好方式,同时还代表对他们父母的纳粹遗产进行疗愈式的洗涤。纳粹主义的特色是明明是性压抑,却伪装成为民族主义雄性威风。
一个 20 岁的西欧年轻人只要脱下了自己跟伴侣的衣服连带着心理障碍也就是以隐喻的方式摆脱掉象征压迫性的宽容符号就能够像驱邪一样消除父母犯下的罪过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想法让 Tony Chiu 他说我这个着重时政的英国左派感觉到很难接受
反纳粹竟然需要连续性高潮这是多么幸运呢但是进一步想我又有什么资格说闲话呢作为一名剑桥大学生我的政治活动领域是由礼貌的警察和无愧的良心给光线起来的也许我就不适合评价其他人的这种洗涤策略
他说如果我对当时广东 250 几英里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知道更多一点我或许就不会有那样严重的优越感我对当时在波兰跟捷克翻天覆地的灾难事件竟然完全一无所知
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说明冷战时期的西欧处在何等密不透风的封闭状态呢?向往革命是吗?那为什么不去布拉格?毫无疑问,那是当时欧洲最刺激的地方或者华沙,在那里跟我同辈的年轻人仅仅为他们的理念跟理想就面临开除流亡跟牢狱的危险
在我们所有认真而且激进的辩论当中我不记得有人提过一次布拉格之春更不用说布兰学生暴动这还不够对我们说明 1968 年 5 月就只是一场幻觉吗如果当时我们没有那么样的目光狭隘或许我们真的能够留下一些更长久的足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墨西哥的动荡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世卫
一直到深夜但是除了一位德国同学偶尔蔑视地说起之外没有人提到动物
如今回想,托尼舅舅说我不得不认为我们错过了良机马克思主义者是吗?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在华沙跟卡拉科夫斯基还有他的学生们讨论最后残存的共产主义修正路线我们是反对者,不是吗?那为何奋斗呢?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有少数几位勇敢的朋友曾经运气不好以至于被关了一个晚上
就连他们第二天回家也通常还能够赶得上午餐但是敢于要求那些我们是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的华沙学生却必须为此在牢里承受几个星期的审问然后被判处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监禁我们知道那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吗尽管我们有种种化众取宠的历史理论
但是在当时,我们就是没有注意到影响深远的一个历史转捩点。马克思主义是在布拉格和华沙在 1968 年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开始把自己推向毁灭的。是中欧的医学生,他们继续努力,不只削弱、质疑,并且推翻了好几个拜破不堪的共党政府,包括共产主义这个理念本身。
如果我们当时对自己如此轻率提出的左派共产理念有更多一点的在乎我们或许就能更注意到那些学生的意见与行动他们才是真正在共产主义阴影下成长的人没有人应该为自己生对的时间跟地点而感到愧疚我们在西方的这些人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没有改变世界而是世界热情地为我们而改变
那个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是不难实现的跟今天的年轻人不同当时我们从不怀疑会有一份有趣的工作待等着我们所以没有人觉得有需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读任何商学院这种丢脸的史上
我们当中大多数都在教育界或者是政府里找到发挥长才的职位我们花费很多的心力来讨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应该要如何改变世界我们抗议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而且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至少在我们的眼里我们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真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这就是 Tony Hsu 他的风格在写回忆的时候这不是单纯的回忆回想更不是带有那样一种怀旧的浪漫情怀更多的是他带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立场跟自我批判的尖锐回头看自己曾经有过的思想跟行动因为这样这本书的内容就对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
这本书书名叫做《三巫一王》一位历史学家的领众字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