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Dive
Why did many young people in the 1940s feel uncomfortable in group life during the war?
Many young people felt uncomfortable due to frequent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and the intense political atmosphere within the group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revolution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 pressure to conform to ideological standards, created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Lu Ling's novel 'The Children of the Wealthy Family' in depicting group life?
Lu Ling's novel depicted the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a group, particularly the clash between individual heroism and rigid leadership. It highlighted the psych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of young intellectuals, offering a nuanced portrayal of the complexities of group dynamics during the 1940s.
How did the 'highest principle' in group life affect young people in the 1940s?
The 'highest principle' became a rigid framework used to judge all actions, from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minor behaviors. This led to a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which failed to address the rich inner lives of young people, creating a sense of division within the group.
What challenges did Ding Ling face in leading the Northwest War Service Group?
Ding Ling faced the challenge of uniting a diverse group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students, soldiers, and runaways, into a cohesive and effective team. Her leadership required balanc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wartime mobilization.
How did Ding Ling's approach to leadership differ from the group dynamics described in Lu Ling's novel?
Ding Ling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individual needs and backgrounds of her team members, foster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This contrasted with the rigid and divisive group dynamics depicted in Lu Ling's novel, where ideological conflicts often overshadowed personal growth.
What less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group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1940s for today's youth?
The experiences highlight the challenges of balancing individuality with collective goals, the dangers of rigid ideological frameworks,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in group dynamics. These lessons remain relevant as today's youth seek meaningful connections in an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society.
- Wartime China saw significant social upheaval and reorganization.
- Young people joined various groups, often experiencing internal conflict and dissatisfaction.
- The intense political atmosphere created challe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also grapple with similar issues of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Shownotes Transcript
大家好我是江涛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我这些年在研究当中比较多地关注 1940 年代战争情境下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背后的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一个可能跟我们今天生活稍有距离的话题就是在那个时代年轻人是怎么过团体生活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战争年代是一个社会大流动大迁徙的时代
社会流动一方面会把过去的社会结构全打散但另一方面在流动中可能还有一种社会重新组织还会把一些流亡 漂泊的个体重新嵌入到一些新的结构新的单位中的可能比如在当时的前线后方有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抗日的救亡团体像什么演剧队
服务团 工作团等等吸纳了非常多的流亡青年我们先看几张照片来感受一下当时这些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这张图我自己看起来我非常有感觉大家可以注意这些女孩子们眼睛里的光亮
就是那些光亮是看向前方的 设向前方的 设向未来好像也能照到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张特别有历史感觉的照片而这些年轻人当时也留下了一些材料像日记 书信 工作笔记 还有一些回忆录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也读了一些这些材料比如说很多人在自己的私人的日记和书信当中会讲到其实在当时的团体生活当中他感觉并不很愉快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融洽包括团体里会经常发生情感的纠葛年轻人在一块总会爱来爱去的爱来爱去就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革命和恋爱在这个意义上确实不能兼容另外就是很多人对团体中那种浓郁的政治氛围感觉不适应
所以新的经验会带来新的问题包括我自己研究的一些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像丁玲的小说 巴金的小说 陆灵的小说都会写到类似的经验而且不同程度地会触及到一些团体生活中非常内在的问题比如说人和他人人和集体关系的微妙
复杂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 40 年代可能是最具天才气质的作家陆琳她是一个航空出世的天才 20 出头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大概有 80 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家的儿女们》
这部小说应该说是五四之后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意志的一部百科全书在这部小说的第二部陆瑞英就写到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蒋纯祖这是一个很桀骜不驯的青年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参加了一支演剧队结果在演剧队行进的途中他和一些作风比较教条的领导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这一段是这部小说当中写得相当炸裂的一段炸裂不仅表现了个人和团体的冲突它用一种很精细的笔法非常细致地勾勒了一个有问题的团体里面内在的精神结构
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进步青年都非常热衷于阅读左翼的革命的理论所以陆琳在她的小说中借助蒋纯祖的视角就注意到在团体当中其实有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氛围大家都非常狂热地去追求新的思想和理论
好像自己不读理论 不追求新思想就会落后这是一种特别奇异的氛围很有意思的氛围对年轻人有很大的调动性但是这个调动力里面好像隐隐地有一种大家在比赛进步的心理感觉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大家很信奉这些新的理论所以就会把一切行动包括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小事比如说谈恋爱的问题情感上的波动
人际的矛盾包括一些自由散漫的作风都会归结到最高的原则和理论中去解释 去说明 去评价比如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作风你身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很好的克服当每件事都用一个最高原则来解释来说明的时候这个最高原则会变得非常地空洞它不得不扩大自己因为它要包容一切事情最后变得很稀薄
虽然大家很信任这个最高的原则信任革命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真的介入到年轻人非常丰富的活跃的内心世界当中所以这个团体其实看起来很有凝聚力但其实这个团体是分裂的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最高原则的支配下每个团员的状况会很不一样
一些很有经验的人他就知道怎么用这些最高的理论来掌握这些理论来取得一些优势的地位有一些性格非常倔强的像蒋成祖这样很傲安的人就会激烈地跟这个氛围对抗还有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缺乏心力的人可能担心自己被判别为落后分子
所以格外地显出一种热情来显示出对最高命令的无限忠诚好像获得某种心理的安全感特别是在这个剧队里面存在一个神秘的小集团就是有几位领导人物他们很懂理论经常能做长篇的演说
很有魅力但他们的作风比较神秘所以引起周围人的羡慕大家都要努力地去接近这个团体学习竞争目的是为了奉迎和反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强度的非常精细的一种文学描写我觉得陆林是用一种有一点夸张的方式把不健全的政治热情落在一个团体之后对这个团体可能带来的伤害
展示了出来我自己在读这些文学片段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触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陆林写到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推进而变得陈旧就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交往的场域中社会生活的场域当中工作的场域当中也包括我自己自身的学院
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今天大部分年轻人早已经厌倦了或非常不满意于那种孤立的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大家都比较渴望某种新的团体生活但事实上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交往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跟我不一样的人不同圈层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好像年轻人也发明了非常多的流行语来纾解自己的压力是不是今天我们年轻人用这些标签来解释自己生活的时候会也存在一些问题呢它可能也会稀释我们的处境稀释我们面对的困难虽然获得一些心理上的纾解安慰但是也回避了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地追问和思考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值得我们去想一想
另外我要说说笔续链的问题在陆琳的小说中写到了有问题的演剧队中存在一种比赛进步的氛围这种氛围在我们今天的青年人的群落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呢
我自己在一个会议上听过一位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分享过他的经验他说他曾经参加过一支有一些左翼色彩的青年团体在那个团体里面就存在着某种隐形的鄙视链大家会依据我们这个团体共同信任的价值观来形成一种判断比如说在婚恋方面比较激进的人士
就不大瞧得起那些保守的人士你过早结婚 生孩子就觉得你过小日子去了 没出息再比如说你生活上生活方式上非常环保的人士可能就会鄙视那些不环保的人士你总点外卖你吃饭的时候经常用的一次性的塑料餐具就应该鄙视这些鄙视链后面的价值观我觉得可能是
很好的甚至是进步的但我们用这样一种非常抽象的苛刻的标准去看待自己 看待他人的时候当然会造成非常多的后果
一方面是团体内部的关系不容下但这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在于以我这样的一种看待人 看待世界的方法那你也很难跟你不一样的人特别是很难和你希望帮助到 希望理解的人建立真正的沟通和对话所以怎么去理解团体生活有着超出团体之外更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拉长视野的话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
在现在中国的历史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五四时期是最讲究个性解放的时代
很多从家庭 从地方从各种传统的网络中解放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当时也组织成了很多小团体 小社团工独互助团是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种团体类型这些年轻人非常激进他们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们共同生活共同求学 共同劳动甚至我们有钱一起花
有饭一起吃 有衣服一起穿什么叫有衣服一起穿呢就是大家所有的衣服捐出来 放在一起早上起床的时候谁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结果大家可能会穿同一条裤子他们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做新文化运动除了办刊物 写文章 做演讲之外怎么在一起共同生活怎么穿衣吃饭这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革命也是一种新文化
可能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些年轻的朋友 今天的朋友也会觉得很好很吸引人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是落不下来的他们也很快遭遇了挫折原因很多比如说这些年轻人希望过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半天打工 半天读书 半天求学可能吗在那个时代 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一个人累死累活一整天都在打工还养活不了自己
你想得美你还半天打工 半天读书不可能这些团体里的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青年他们自诩甚高说我们是奋斗的纯洁的青年要求别人都是奋斗和纯洁的青年但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局限怎么可能都是纯洁地奋斗呢当你用过高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时候
也不要就自己的时候当然团体之中的关系会不融洽哪怕是我们只是观点不同动不动就拉黑 割席 解散所以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反复发生的在历史上
如何让被新文化运动召唤出来的个人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成为有现实能力和责任感的实践的主体这是现在中国的一个贯穿性的课题我自己的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是其实现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关于团体生活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活跃 非常密集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革命打造的那个年代
但是这些经验都没有被很好的整理出来没有很好的转化出来就好像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我们却欠缺相关的知识欠缺一种非常深厚的人文理解作为我们的源头活水咱们说回陆林陆林在小说中虚构了一支有问题的演剧队其实他的厉害之处不是构造团体和个人二人对峙而是他把团体和个人都问题化了
因为蒋纯祖身上毛病非常多陆琳在写的时候也暴露了她身上的傲慢放纵自私等很多毛病当有问题的团体遇到有问题的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她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不健全的团体生活会滋生会生产出更多不健全的个人我觉得这是陆琳讨论的问题当然陆琳自己没有解决的答案
我下面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不是文学虚构的例子而是一个现实经验中的例子就是作家丁玲丁玲 1936 年到陕北她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心理学作家在延安待了将近十年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1937 年到 1938 年丁玲曾经领导过一支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走了几千里路历经数十个县市
做前线的微文和动员工作其实丁玲领导的这支西北战地服务团比陆琳写的演剧队要复杂得多她自己也说过我这个团里面什么人都有有少爷 有小姐 有留洋学生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军人也有一些是因为不想被父母管束跑出来的少年人这帮人还经常互相恋爱
你怎么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有工作效率的有活力的团体是非常大的挑战丁玲自己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她说这个事不仅我没做过没有任何人做过这是一个新的经验但是丁玲后来自己做得非常好她展现了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西战团队有一位团员在文章中很有意思地将她的领导能力和丁玲写小说的天才做了一些联系
他说我们这个主任 我们这个领导是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献给眼前的工作他把观察力 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陆琳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有问题的团体而丁玲作为一个小说家用文学的才能在现实中领导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这两段经验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的
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跟生活检讨会有关当时的青年团体当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民主生活形式大家坐在一块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了互相进步搞不好大家吵一架甚至拳脚相加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经常开这种生活检讨会其中也不缺少蒋纯祖师的人物
有一个人叫龙同志这个人很有文艺才华所以很骄傲作风散漫在生活检讨会上一些年轻的朋友经常会批评他这个龙同志非常不高兴牢骚蛮腐甚至经常扬言我要退群不玩了老子走了
所以丁玲找他私下来谈话大家看丁玲是怎么聊天的首先让龙同志了解那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你要晓得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刚刚出校的学生社会经验不丰富这些批你的孩子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生瓜蛋子
他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他们容易非常激烈地很生硬地批评你但你不一样你是一位老同志你社会经历丰富你是一个老江湖你应该知道人和人的差别而且他们是很热情的所以你反而应该去知道他们才是
这段话我自己觉得说得很有水平你怎么做思想工作不是说为你辩护反驳另一方而是让争论的双方互相看到看到对方的成长的背景成长的脉络看到对方的局限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这个谈话的效果非常好后来这位龙同志就变得很高兴了甚至开始享受深国检讨会对他的帮助
这是一个例子下面一个例子更有意思一些诗人田坚是 40 年代很著名的一位诗人 38 年他和肖骏 肖鸿等一帮朋友到了山西临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相遇了田坚就想加入这个团体但是丁玲有点犹豫她拿不准为什么因为田坚是一个牧歌诗人他刚刚从上海来大家看田坚那个样子
是比较有文艺范儿的他就觉得一个上海来的牧歌诗人是不是适应我们这个团体工作呢因为我们很紧张啊每天在行军动不动还开检讨会你受得了吗还有一点很重要田谦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 沉静用我们今天那个话来讲有一点 INFP 式的人格
这样的人怎么来做我们的战地的宣传动员工作因为我们的团体都是艺人你的挨人根本做不了我们这些工作的所以我不能轻易接受你低龄骑士是对团体对人共同负责的一种态度就是我轻易把你招进来你不合适我们觉得很麻烦你也很痛苦
所以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先跟我们走一段我们看一看留出双方决定的空间田坚就跟着新人团走了一段田坚真的很努力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想努力地融入这个团体里面这些点滴的努力都被丁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丁玲在文章中记录了田坚变化的细节就是刚刚进到这个团的时候田坚很高兴
就把自己的西装脱了买了一身灰布军装跟大家穿得一样在车站他用力地帮着抬道具箱子一个诗人以前从来没干过活干点活就开始流汗
当然不好意思但不好意思他也觉得内心有一种安顿感悄悄地去吃汉开会的时候他发言了田津作为 INFP 吧发言的时候肯定哆哆嗦嗦地很紧张但是杨竹光在他的脸上跳跃着
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我感觉到周围是很紧张的我不太适应但是我又是被善意理解的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田谦的确在点滴点滴地变化着而且这些点滴的变化被丁玲看在眼里丁玲是如何养成这种观察力和透视力呢一方面跟她个人的天分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她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一些方法摸索出来的一些方法是有关系的
丁玲后来在回顾当中说当时她刚到延安想到部队里去工作毛泽东就给她一个建议毛泽东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哪怕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团体首先要做的是认识人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不要糊弄个儿地认识丁玲说后来这句话给她了非常多的帮助
他无论在做西战团的领导工作还是后来去做土改工作他都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一个一个地去认识好像这句话很简单但其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现实理解无论是一个团体还是土改中面对的群众还是比如说一个公司 一个单位人并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存在是由非常具体的需要耐心体会的个人去构成的
如果能够耐心地去体会这些差异 这些层次你才会有更好的社会把握更好的现实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节奏太快了我觉得这种耐心地一个一个去认识的能力在今天我们是非常缺乏的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非常快地用一些标签去覆盖我们的问题说明我们的问题你不成功 因为你是不努力的
你心情不好 你沮丧因为你可能得了抑郁症你要去吃药了这看起来是回应了我们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回避了我们的问题这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对人的这种抽象化 类型化的理解在大的社会政策的制定 社会安排上也常常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把人只是当成抽象的数字当成一堆韭菜这样的
四维方式这样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其实这样的后果已经触目惊心我觉得丁玲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锤炼出来的能力一个一个认识人的能力反过来后来也帮助了她的文学特别是她常常能够突破一种社会给定的理解无论是政治理解还是道德理解
总会突破这些理解写出人物身上独特的光彩和背负的艰难这就和他一个一个人去认识的这样的能力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他经常能够注意到在同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不同位置人的处境不同位置人的心情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文学能力我给大家选一个片段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他的这种能力这个片段是 1944 年到 1945 年间丁宁写的一个惨稿
这个残稿写一次乡村选举的现场翻身的农民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兴高采烈在这个选举的现场有几位女干部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家看文字中的第一段丁玲写了其中的一个女干部这个女干部是乡下最聪明最妖媚的女人长得很漂亮 很吸引人而且她很会说话很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大方 活泼
因为这些特点被全乡的妇女选为妇联主任这是一个在乡村变革中出现的一个新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一般的作家会怎么写呢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个女干部身上写她身上的新的精神面貌但丁玲不会这样写大家有没有觉得丁玲的这段描写虽然很生动但里面隐隐地有一种距离感
甚至有一种质疑你长得漂亮 你吸引人你能说会道 你有公共能力这样就够了吗 这样就好吗在同一个现场中丁玲特别写到了这个现场边上那个窑洞里面拥挤着十几个老百姓妇女她们有的堆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下用包头盖着脸的一角躲躲闪闪地向外张望前面那个女干部就像我一样
是在光亮之中的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妇女她们可能是待在暗影里面她们很胆怯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于新的公共生活也很畏惧面对新的生活 新的社会也不知所措这样一个对照的描写是非常有意味的特别能看出低龄的这种能力一个一个人观察的能力
丁玲甚至在小说中借用人物之口向那个女干部提出了一种建议说你要到她们那里去你应该到那些暗影里的普通的老百姓妇女那里去跟她们说话甚至让她们说话
怎么让这些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处于弱势的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不能够跟进新时代的人们同样能够走向新生活的方向其实这是任何的社会变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丁玲的这种写法让她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骆宾基非常佩服骆宾基在一篇书评中就说到这里面有真正的天才的光这是极高极高的一个评价那怎么理解这种天才的光呢
它可能是指的一个作家的敏锐之心 同情之力但同时我觉得天才之光也是在具体的群体当中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去把握体会不同人的处境去带着这些人共同朝向一种新生活的努力这是天才的光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天才的光其实也是一种人文的光
像我这样做人文思想工作的人如果能多多少少让这样的天才的光 人文的光从历史的缝隙中多少透出一点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一点意义好吧 我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