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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宁海: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侵略野心逐渐暴露,将征服朝鲜视为征服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步。日本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试图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干涉朝鲜事务创造条件。琉球船民事件成为日本侵略台湾的借口,日本借此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尽管李鸿章有所警觉,但仍低估了日本的实力,最终导致清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妥协。 1871年,我开始关注日本的动向,当时日本派代表与清政府谈判,希望签订条约。起初,我对日本抱有一定的期望,认为可以通过条约来约束日本的行为。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我逐渐认识到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琉球船民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机向清政府施压,企图干涉台湾事务。我意识到,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侵略中国,而台湾只是其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我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但是,由于我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日本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对日本的野心估计不足。如果当时我能够更加警惕,或许能够避免后来的悲剧发生。 李鸿章:初期,我受到日本“联合抗击西方列强”说辞的影响,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可以利用日本作为外援。我支持与日本签订条约,但坚持条约内容应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以维护中国的利益。然而,我逐渐意识到日本的真实意图,开始警惕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在台湾问题上,我一方面调动军队抵抗日本的入侵,另一方面通过外交谈判,最终迫使日本撤军。尽管如此,我仍然低估了日本的实力,未能充分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 最初,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可以通过签订条约来约束其行为。但是,随着日本的行动越来越明显,我开始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在与日本谈判的过程中,我试图维护中国的利益,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最终未能完全阻止日本的扩张。在台湾问题上,我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调动军队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由于我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日本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对日本的威胁估计不足。如果当时我能够更加果断,或许能够避免后来的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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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宁海秘档:日本侵华野心的发端》

中日曾是盟友,两国关系长达两千余年,彼此学习,共同发展。近代,中日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建交。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然而,这份条约签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逐渐暴露其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侵略野心,最终目标是征服整个中国。一个近代才崛起的国家,为何要与清政府签订条约?李鸿章对日态度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为了麻痹清廷,日本释放了哪些烟幕弹?它又使用了什么借口侵略台湾?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侵华野心的发端。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凭借强大的国力,逐渐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被殖民的危机。之后,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增强,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按照日本的侵略理论,

征服朝鲜是征服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步。因此,日本试图与朝鲜建交,但遭到朝鲜拒绝。于是,日本实施了所谓的“先中后韩”策略,即先与中国建交,再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来压制朝鲜。

1870年9月底,日本政府代表、外务卿柳原前光从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清政府三名大臣,请求与中国通商。第二天,李鸿章致信各国总理衙门,告知会见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从李鸿章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柳原前光的言辞颇为赞赏,认为其态度谦恭有礼,同时又强硬地表示,欧美列强欺压日本,日本对此不满,渴望独立自主。他还表示,日中两国最为接近,希望两国合作。

李鸿章显然被柳原前光关于日中联合对抗西方列强的欺骗性说辞打动了,所以在信中称赞日本说:“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言特慎,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及此二节已杜绝多后患。”

他还请求引进西方的机器、船舶以及军事武器,不顾国家利益,只顾小国私利。因此,李鸿章对中日结盟持支持态度。他在信中说,日本距离苏州、两江不过三日路程,可以作为外援。寥寥几句欺骗性的话语,便让李鸿章认为中国应该与欧美列强对抗。

当然,李鸿章也认为清政府与日本签订条约应该另当别论,不能按照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条约模式,即日本不能享有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起初,总理衙门同意与日本通商,但不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但在李鸿章的影响下,第二年,即1871年,决定允许日本与中国签订条约,并派员赴日商谈。日本最终达到了其目的。

关于是否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内部其实存在不同意见。其中,安徽巡抚英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为慎重起见,清廷下令各省巡抚上奏,征求意见。主管对外谈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1年1月18日,专门致函英翰,力劝其信任总理衙门,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李鸿章认为,虽然明朝时曾有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但自清朝以来,日本很少骚扰中国。咸丰年间,中国内忧外患,但日本并未乘机骚扰中国,也未趁机要求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可见其无侵略之心。

另外李鸿章还认为,日本与朝鲜、越南不同,历史上并非中国的藩属国,因此可以与其立约,以求平等相待,总不能将其仅仅视为外援,也可以稍事防范。而针对英翰对日本会入侵的担忧,李鸿章反驳说,日本是否入侵,似乎与是否立约无关。当然,

李鸿章仍然强调,中日条约的内容应该区别于与西方列强的条约。最终,李鸿章的意见得到了清廷的采纳。清廷命李鸿章准备与日谈判,并令江春霖、英宝善、天津海关道陈庆详查日本情况。由于谈判准备工作,李鸿章也更加关注日本,并开始警惕日本对朝鲜的野心。

因为1866年美国商船在朝鲜海域被烧毁,1871年美国派军舰前往朝鲜。李鸿章获悉,日本也打算与美国一起派军舰前往朝鲜,如果朝鲜不同意与日本通商,就会开战。由此,李鸿章意识到日本已计划侵略朝鲜。

日本历史上数次试图进入朝鲜都失败了,现在或许可以联合西方列强打开朝鲜大门。所以在后来的与日谈判中,李鸿章对此格外关注。

1871年7月,岩仓具视出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并任命前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到天津与清政府谈判。中方则由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英宝善、陈庆等陪同与日方谈判。李鸿章的谈判策略是先让英宝善与岩仓具视的副使柳原前光谈判,然后再由自己与岩仓具视本人会谈。

在与岩仓具视会谈中,李鸿章对岩仓具视的傲慢态度十分不满,进行了强烈的反驳。

此时李鸿章对日本的迅速发展颇为赞赏,但他毕竟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华夷观念。他强硬地要求日本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例如,日本要求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中国断然拒绝,表示中日条约不能照搬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条约模式,中日应是平等条约,不能有丝毫差别。因为日本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不足以用武力威胁中国。

最终,条约以中方草案为基础达成协议。1871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岩仓具视正式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条约》。

这是中日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和通商协定,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臣,各自设立领事馆,允许商人在规定地点通商,本国商人不得在非规定地点通商,中日双方享有同等的司法权,这与欧美列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完全不同。

总之,日本企图获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享有与欧美列强一样的通商权利以及在中国拥有特权的要求并未实现。但日本达到了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获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其日后联合西方列强压制中国、进而侵略朝鲜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李鸿章并未意识到。

这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中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忧。《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就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略。”条约中所谓的“所属邦土”,指的就是清朝的藩属国,实际上就是指朝鲜。

李鸿章认为,只要签订了条约,日本就不会侵略朝鲜,更不可能侵略中国。但事实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过于依赖日本,过于依赖条约。事实上,条约尚未签订完毕,日本就变脸,要求修改条约,并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活动。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不久,1872年3月,日本政府就派柳原前光再次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前光于5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的照会。对此,李鸿章大为意外,也十分不满,开始拒不接见,并决定严加斥责。

由于李鸿章强硬的态度,坚持两国必须进行最终的条约换约仪式,柳原前光最终只能无功而返。由于中方强硬的态度,日本于1873年2月才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也不甘心就此罢休,副岛种臣来华的另一个任务是探查中国的虚实。

因为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遭遇飓风漂流到台湾被当地居民杀害54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秘密准备征讨台湾。

琉球即现在的冲绳,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在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4名日本人因飓风漂流到台湾,后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所以副岛种臣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略台湾,中国政府的底线。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

李鸿章与日方代表交换了条约批准书。第二天,副岛种臣拜访李鸿章,指出日本与中国一样,都遭受着西方列强的压力,每每看到西方官员办事,都感到不舒服。现在日本派人去西方谈判修改条约。

此话再次欺骗了李鸿章,他积极支持日本与西方列强修改条约,并希望一旦日方与西方列强成功修改条约,就赶紧告诉中国,以便中国也效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副岛种臣的这套同病相怜的欺骗策略,让李鸿章彻底放松了警惕,日本释放的烟幕弹终于奏效。

1873年5月7日,副岛种臣来北京祝贺清廷同治皇帝大婚,实际上是想联络总理衙门,商讨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大臣会谈中,日方提出了“琉球船民被杀”事件,声称要向台湾东部的生番问罪。

这次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是清朝的藩属,表示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而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接着话锋一转,非常狡猾地问道:“听说贵国官吏对琉球船民加以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琉球船民的台湾生番又曾作何处置呢?”

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台湾岛之民向有生番熟番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是熟番,我朝已设府县进行治理;其未服王化者为生番,孤悬海外,尚未加以治理。”

日本对中国台湾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总理衙门将情况禀报李鸿章,立即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他在致电左宗棠的电报中写道:“台湾生番案,大出意外,日本欲以此为大端,中国不预为之,则后患无穷矣。”

但此时李鸿章仍然低估了日本的势力。在给同僚的另一封信中,他对中日形势的判断依然轻率。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嚣张,是因为该国近来国力强盛,可以制造后膛枪,可以开采铁矿和煤矿,可以学习西方的文字,可以发行公债,可以靠敛财为生。如果日本要挑战中国军队,中国又何惧这个弹丸小国?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日本的改变感到自豪,但他仍然对中国抱有强烈的优越感,并为此感到沾沾自喜。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抱有传统的朝贡心态,把日本看作一个小国,尤其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实力与朝鲜不相上下。逐渐地,他对日本实力的低估给日后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埋下了伏笔。时间推移,

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日本国土虽小,但野心却不小。1874年4月,日本设立了所谓的“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

并长期在此建立侵略台湾的基地。随后,3000多名日军开始入侵台湾,在台湾南部登陆。日军入侵台湾的消息震惊了清政府,他们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福建巡抚沈葆桢率领舰船,携带武器前往台湾南部地区,以“剿抚并举”的名义,赋予其处理日军入侵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权力。

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完全属于中国,东部的所谓生番地是无主之地,但李鸿章指出,包括所谓生番地带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采取“义理交涉”和“兵威相逼”两手策略迫使日军撤兵。

同时,他调集6500名官兵前往台湾抗敌,并从天津、上海调拨枪炮支援前线。由于沈葆桢的良好部署以及台湾当地居民的英勇抵抗,加上日本当时的军事实力和国力确实有限,日本感到难以凭借武力拿下台湾,于是开始与中国谈判。

1874年7月,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柳条通来到天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李鸿章见到柳条通后,勃然大怒,责备日本出兵侵略,并对日军杀害中国人民表示谴责。柳条通则不断强调,中国政府没有追究凶手,也没有对台湾的土地进行管辖。李鸿章反驳说,追究凶手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被杀害的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何必多管闲事。李鸿章正言厉色地说道:“今日如此办理,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

《石宁海夜话:甲午战争前夜》

由于当时日本不可能凭借武力侵占台湾,于是决定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并在1874年8月初任命大隈重信为全权大臣,出使清廷。

日本要求清廷支付军费以换取撤兵的策略,实际上正合李鸿章的意图,只是李鸿章认为支付军费太有失清廷颜面,他向清廷建议,不支付军费,但要为战争中死难的琉球人赔偿,并让日军尽快撤兵,以表示感谢。

李鸿章的建议得到了总理衙门和清廷的批准。于是双方在1874年10月底达成协议,第一,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意外事件”,因此中国先向日本支付10万两白银;第二,日军于1874年12月20日全部撤出台湾;第三,中国再支付40万两白银,用于修缮日本在台湾的道路、房屋等设施。

虽然日本入侵台湾最终失败,但清廷却承认其为“意外事件”,并做出了屈辱的妥协以换取战争的结束,这再次暴露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软弱。几个月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日本“骄横”之气不小,竟敢自称“东洋”,轻视中国,并侵犯台湾。

西方列强虽然强大,但远在万里之外,而日本近在咫尺,虚实难测,成为中国永久的大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本期节目原作者雷怡,编辑海宽,制作小蕾、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