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深圳厚德书院因资金链断裂、拖欠租金而突然停办,八百多名深圳中产家庭的孩子面临失学,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我深入深圳,对事件进行了调查报道,采访了学生、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试图揭开这起“爆雷”事件背后的真相,并反思其对民办教育的警示意义。
停办后的厚德书院:一片萧瑟
我抵达深圳时,厚德书院的大门已被红色的塑料围挡封锁,校内一片寂静。虽然停办已久,但校园内仍残留着家长们维权的痕迹——残破的横幅,以及空气中弥漫的焦虑与无奈。 部分家长在学校停办后仍持续前往教育部门维权,争取学生的后续安排。
厚德书院的吸引力与困境:双轨制与国际部的迷思
厚德书院创办于2016年,主打“双轨制”办学模式,即同时提供高考和出国留学两条升学路径。这吸引了众多中产家庭,其中不少学生是中考志愿滑档后选择厚德。学校的高学费(每年至少十万元)也反映了其目标生源的经济实力。
然而,厚德书院的国际部发展并不顺利。深圳国际教育竞争激烈,厚德国际部缺乏显著特色,招生人数始终有限。这迫使学校将重心转向高考部,并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夸大高考升学率,以吸引更多学生。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黄小羽(黄邦德):庞杂投资版图与债务危机
厚德书院的投资人黄小羽(对外也称黄邦德),是一位投资领域广泛的潮汕商人。其投资版图触及教培、房地产、股票等多个领域,但其投资行为也显得较为散乱,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 我调查发现,黄小羽的个人债务危机是导致厚德书院停办的关键因素。其旗下邦德教育(教培机构)在疫情和“双减政策”的冲击下,经营状况急转直下,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黄小羽试图将邦德的债务风险转移到厚德书院,加剧了学校的财务困境。
邦德教育的衰落与厚德书院的内乱
邦德教育的衰落并非仅仅是政策的冲击,更与其自身管理和投资策略有关。疫情和“双减政策”无疑是重要的外部因素,但黄小羽的过度投资和财务管理混乱,才是邦德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 邦德的危机蔓延至厚德书院,导致学校管理层发生剧烈变动,原管理团队被黄小羽亲信取代。 这种管理层的更迭,带来了学校管理的混乱,也引发了教师的离职潮。
违规招生与失控的管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弥补资金缺口,黄小羽指示学校违规招生,并要求教师对学生成绩进行造假。这些违规行为不仅损害了学校的声誉,也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利益。 这些行为最终成为压垮厚德书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生与家长的未来:迷茫与焦虑
厚德书院的停办对学生和家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高三学生虽然已完成高考,但学籍问题仍需解决。而高一、高二的学生则面临着重新选择学校的困境。 教育局为部分学生安排了新的学校,但新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仍存在不确定性,这给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焦虑。
监管缺位与民办教育的未来:刻不容缓的反思
厚德书院事件暴露出民办教育领域存在的监管漏洞和风险。虽然表面上存在财务审查和督查等监管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实际效力有限,未能有效防范风险。 黄小羽的个人债务危机以及其在学校管理中的违规行为,都反映出监管机制的缺失和不足。 我们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财务监管和风险防控,以保障学生权益和教育质量。 这场危机,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民办教育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平衡其商业属性与公益属性,如何更好地保障学生利益,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深圳厚德书院因资金链断裂、拖欠物业租金被关停,主要原因是其核心投资人黄小宇(黄邦德)的庞杂投资板块出现裂痕,导致债务问题严重。黄小宇欠债高达9亿多,每年仅利息就需支付七八千万,最终导致学校无法维持运营。
厚德书院的关停导致800多个深圳中产家庭遭遇失学,学生被迫转学或休学,家长面临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对当地教育环境而言,事件暴露了民办教育在资本运作和监管方面的漏洞,引发了公众对民办学校稳定性和监管机制的质疑。
厚德书院在创办初期主打“双轨制”教育,即同时提供高考和出国留学两条路径,吸引了部分希望避开传统高考压力的学生。此外,学校还通过高额奖学金和免费入学等优惠政策吸引高分学生,试图快速打响知名度。
厚德书院的国际化办学未能吸引足够学生,每年国际部招生不足40人,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考部在2018年由田辉接手后,通过复读班和升学率提升,逐渐成为学校的核心业务,最终促使学校转向以高考为主。
黄小宇的投资行为庞杂且高风险,涉及房地产、股市等多个领域,导致其债务高达9亿多。为缓解债务压力,他违规招生、挪用学校资金,最终导致厚德书院资金链断裂,无法维持正常运营。
厚德书院的关停暴露了民办教育在财务监管和投资人约束方面的不足。尽管有财务审查和督查机制,但未能及时发现和阻止黄小宇的违规行为。监管机制缺乏对投资人个人债务风险的预警和限制,导致学校在投资人债务危机中迅速崩塌。
厚德书院关停后,教育局安排学生转入新注册的中汇高级中学。然而,这所学校设施尚未完善,家长对其教学质量和稳定性存疑。部分学生选择休学或尝试转学至其他民办高中,但截至2023年8月底,许多安置方案仍未落实。
厚德书院的爆雷事件凸显了民办教育在资本运作和监管方面的风险。未来,民办学校需要在投资人和校长之间建立更有效的“防火墙”机制,确保学校运营不受投资人个人债务影响。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民办学校财务和投资人背景的审查,建立更完善的预警和干预机制。
主播 | 魏倩,《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嘉宾 | 李晓洁,《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民办高中第一名”爆雷:当800多个深圳中产家庭遭遇“失学”》作者
7月12日,曾自称“民办第一高中”的深圳厚德书院,因资金链断裂、拖欠物业租金被关停,800多个深圳中产家庭遭遇失学。
创办于2016年的厚德书院,曾是深圳民办普通高中里的“明星学校”,拥有高考和出国两套教学机制,尤其在高考方向表现突出。按照厚德书院的宣传,2019到2021年,厚德书院高考生的重点本科率,连续三年位于全市民办高中第一,被深圳市教育局评定为“2020年度深圳市优质特色民办学校”。
这样一所有着良好口碑与突出成绩的民办学校,为何会在此时突然“爆雷”,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它的关停对就读于此的家庭,以及当地的教育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8年的发展历程,又能让我们看到民办教育面对的哪些机遇和困境?当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外部监管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在事件发生后,《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晓洁前往深圳进行调查报道,采访到了学生、家长及校内工作人员,深入了解了事件始末。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李晓洁讲述她所见到的新闻现场,厚德书院的投资人与他的投资版图,以及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未来。
【时间轴】
01:55 关停后的厚德书院:封闭的教学楼与维权家长
08:20 为什么选择厚德:双轨制民办高中的吸引力
17:52 当国际部招不来学生,办学路径如何转向?
25:20 厚德书院的核心投资人:从黄小羽到“黄邦德”
32:44 当庞杂的投资板块出现裂痕:邦德教育崩塌的内部因素
42:42 违规招生与不受约束的管理者
50:26 还在厚德书院就读的学生们,将何去何从?
56:31 “爆雷”背后的监管缺位
**【延伸阅读】
**文章丨“民办高中第一名”爆雷:当800多个深圳中产家庭遭遇“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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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丁
剪辑: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