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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龚鹏程他在六十岁之后，他回顾自己追求学问一生当中的经历，以及成就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龚鹏程述学》。 述学呢，这个“述”呢，是记述、是描述的“述”。“学”是学问的“学”。他在自己的序言里面，也就特别清楚地彰显出，他过去六十几年的，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些主题。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龚鹏程真的精力旺盛，而且在学问跟知识的追求上面，他有他大开大合的地方。 大开大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不理会学院里面的这种基本的、专业的规划或者是划分。所以，他涉及的学问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广，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就是回到叫做“孔门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方法，来涵盖自己曾经所做过的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他的知识跟学问，他说：“我的学问根本于经学，后来的发展，兼包经史子集四部，然后贯通九流，又跟现代、后现代主义诸思潮相激荡，相参会。我的生命呈现的，整体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的进程。”所以他这本书是用这种方式涵盖来说的。 这的的确确是龚鹏程非常难得之处。因为离开了过去传统的、狭隘的、中文系的各种不同的划分，他在历史上面，在文学上面，乃至于在道教方面，他都有许许多多突破性的发展。而且，因为他没有这种专业的范围或者是藩篱限制，所以他也就经常可以对应、对照，把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学科的想法，彼此互相参照。 例如说他在六十岁左右，对于他的文学的研究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就，那是他写了一部八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这个《中国文学史》，关键是在于，对于文学史的观念上面的重要的突破。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文学史所写的，就是基本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样的时代变化跟产生。所以在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龚鹏程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不是要写什么，而是毋宁，非常清楚的他不要写什么。 所以他说：“近90年，文学史论述的架构，主要”——对他来说——“是努力要把中国文学，描述成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山寨版。”从西方那里来的，第一个是分期法，也就是上古啦，中古啦，近代。他说：“这种分期法，是中国历史上面，原来所没有的”。所以他要突破这种分期法。在分期法之外，另外采自于西方的，是一种广义的进化论，或者是历史命定论，就是表示了有一种直线进步的观念。把这些观念用在中国文学史的解释上，就是文体进化啦，文学进化等等。把古代文人的崇古、拟古、复古呢，都当作是讽刺的对象。第三个，他提出批判的是，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的意识。这种意识强调理性精神跟人的发现，这本来是西方为了要摆脱神权，为了要解除这种宗教的魔咒，而产生的特殊的力量。用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就举了例如说，鲁迅说“魏晋诗人的醒觉时代”、周作人说“要建立人的文学”等等。反对封建迷信，极力地要淡化宗教在文学当中的作用。 当时写中国文学史，还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所以呢，独彰抒情。所以对于中国文学原来自身的这种“诗言志”的传统，就有很多的轻视以及把它边缘化。然后呢，他认为，在文类的区分上面，也都采用了西方的这种文体，而把传统的文体批评给抛弃了。因此就变成了现代文学的四分法：小说、戏曲、散文、诗歌。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文学史，跟中国的文体的传统就形成了陌路。因此，很多中国传统的文体，只要放不进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当中就被忽略。而且呢，就变得没有意义，也不能够被理解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就是因为用这种来自于西方的分类法，所以写文学史的时候，常常在问“为什么没有的？”这种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神话？为什么中国没有悲剧？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然后呢，用这种方式，把它当作是缺陷。以至于到后来，许许多多人就只好拼命去找中国的史诗、中国的悲剧、或中国的神话，希望能够证明，中国也有这些东西。可是，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中国有的，西方没有？西方没有，而我们有，我们就不敢重视了？ 例如说，在中国的文学的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像是“赋”这个体，或者是骈文，因为纳不入散文、小说、戏剧、诗里面，就经常在文学史里面，或者在文学的讨论上，被假装没看到。就算偶尔讲到了，也多只会、只能给很低的评价。然后呢，像是小说、戏剧，中国有，可是跟西方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小说、戏剧，一来，龚鹏程也特别提到，小说跟戏剧在中国经常是连在一起的。跟西方文学把小说跟戏剧明白地断开来，是不一样的。 他又举了例子批评了一下鲁迅。例如说，鲁迅写这个小说《旧闻钞》，它的序里面，他说他参考1919年出版的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可是就批评蒋瑞藻呢，把小说跟戏曲混在一起。所以自诩，他自己的书——鲁迅自己的书——独论小说。然后，但是龚鹏程说，可是过去长期以来，许许多多叫小说的，包括1916年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还有许多的杂志，叫做《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里》、《月月小说》、《小说大概》、《小说新报》、《小说月报》等等，都有戏曲作品发表。因为古来，小说、戏曲本来就是共生的，在中国的传统底下。 所以你把小说、戏剧用这种方式分开，这跟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有一定的隔阂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小说、戏曲在中国的地位很低，根本不能够跟诗赋文章相提并论，很多时候甚至不被当作是文学，那是说唱表演艺术。可是因为引进了西洋的看法，所以在文学里面，就会把小说戏剧抬得很高，这又是违背中国原来的传统的。 用这种方式所看到的文类，就使得中国的许许多多的文类，一定放不进来。例如说“诏”。“诏”就是帮皇帝写的诏书，这在中国文人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它有一种自己的特殊的文体。又例如说，教、章、表、启、弹事、奏记、符命，这都是西方没有的，或是西方不重视的，所以在文学史里面，也就不被视为是文学作品。所以他说：他自己的文学史很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要把西方过去按照西方的架构，所写的文学志，改变成为回到原来的中国传统当中所认定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传统。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然，我也不能说龚鹏程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用这种方式贯彻他的信念，非常杰出或者非常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观念，跟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提出，我们还是必须给龚鹏程一定的肯定。然后，因为他学问的基础，也不是过去大家所认定的，这种文学史或者是文学，所以他写文学史，他会自己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在他的《述学》里面，他说：他的关键，他的内在，其实是植根于经学。只不过他学的经学，或他读经学的方式，跟一般中文系或者是历史系的那种专业的架构底下的读法，也不一样。他讨厌这种专业型的分化。他读经，优游博涉，他认为读经或者是经书，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的滋养。 所以，经典本身需要讨论经典作为文化土壤，滋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的经学是一种历史性的经学。换句话说，他认为不需要去考索经的本意跟正解。比较重要的是，你会知道的是慕道巷议者，他们在经书里面到底读到了什么。如此一来，就不会那样看重前家所提倡的治经法。相对的，你是真正在经学里面，去激发、生养出一些东西，而且可以跟自己的生命，还有时代的情境可以相呼应。 龚鹏程他用这种方式，写了很庞大的，六十年他自己的回忆跟检视。当然在检视当中，他的反省少，张扬多。或许这种风格会让读者不太习惯，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把龚鹏程张扬自己的这个部分，稍微放到一边不看，我们来看他在知识学问上面，真正过去六十年来，有些什么样收获，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 “杨照书话”系列节目由杨照和方所联合制作。 本音频和文字稿由方所剪辑和编写而成，版权所有。 若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