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怀着对新生活的期盼搬出了那个对于我总是满天阴霾从未晴过的婆家。我的父亲在乡下被管制了，生活困苦。我就接我母亲和我那刚刚开始念初中的最小的妹妹一起来到我的新家，我负担她们所有的生活费。没有其他来源，我们一家五口，就由我一个人的工资——七十九元五角二分撑着。我们住在医院分给我的一个小院里。小院里种了几十棵菜，妈妈又喂了一群鸡，它们在院里咕咕叫着，渴了喝露水，饿了捉青虫。每当它们下蛋了，就是我们一家的节日。我的妹妹，还有我的两个孩子就欢快地跑来通知我和我的妈妈，“妈妈，妈妈！看！一个鸡蛋！”儿子要煮着吃，女儿要炒着吃，妹妹要卧着吃，欢声笑语洒满了小院。不过最后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炒着吃的，因为油太少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早出晚归，夜里还经常被医院叫走，因为来了急重病人，必须我去。我总是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没有时间吃饭。我患上了胃溃疡，低血糖和下肢静脉曲张。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去温泉疗养，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有幸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蔡畅同志一起住在温泉疗养院休养。我看见了蔡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