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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问题，好比后波继前波，往往是连续着而来的。这时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的问题，固然已有了极精彩的解答，但在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流弊。因为佛学不论多么精深，佛教不论多么宏伟，但其究极，则终是以清净寂灭为归趋，其基本的立场是在否定现世的生养之道。假若其道大行，人人彻底遵奉，那就根本要取消了现有的人世，至少要取消了社会人伦，试问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是肯定现世的，是具有优良的世道传统的，对于这一危机，哪能袖手旁观，坐视无睹？于是便有眼光锐敏的哲人指出隐忧，大声疾呼，谋求挽救。 首先发难的重要人物，当推韩愈。他挺身而出，高揭排佛的大纛)。他认为从佛老之道必致社会解体，民无噍类(jiào lèi)，而呼吁重振传统的世道，以挽狂澜。他具体地提出《大学》的说法为佐证，而要大家实践修齐治平、相生相养之道，那也就是他所标榜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只有循此道统而行，才是健全合理的正道。后来他的学生李翱也起来响应。李氏标榜《中庸》，他用佛学的理论阐述儒家的心性之说，借作修齐治平的实际功夫，而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韩、李这种思想，就哲学本身去讲，实在不足一道，但从哲学史的流变来看，却象征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它意味着哲人们的奋斗方向，从“出世”转回到“入世”。这一呼吁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便发展成熟，结出卓越的果实，那就是宋明的理学了。 谈到宋明理学，当然要从宋朝初年说起。那时学术方面，虽有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倡导，胡瑗、孙复等的讲述，但真正在哲学思想方面有了成就的，还是要到稍后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hào和程颐。这五个人出来后，使得传统的儒家学说整个变了面目。原来孔孟之教是要使人躬行实践，不重言说的。孟子有时为了与人争辩，还讲一讲心性养气的问题，而孔子则根本是因材施教，勉其做人，很少空谈抽象的理论。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些玄谈空论本来都与救人救世、修己乐群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在清谈兴起，佛学输入之后，大家的兴趣转向哲理，而要做寻根究底地讨论时，那么儒家这种面貌便相形见绌chù。所以才智之士便不胜玄理妙论的诱惑，而相率投身于所谓“异端”了。为了挽救这“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颓势，儒者们乃不得不起而造作论据，从事学理上的对抗。而“)北宋五子”就是这种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首先建立一完整体系的是周敦颐，短小精悍的《太极图说》，便是其思想的代表。其次当推张载，他的《西铭》，不仅气魄磅礴，陈义高深，而其“民胞物与”的精神尤给后世以宝贵的教训。但这一运动真正达到成功的阶段，而给宋明理学奠定基石的，还要算二程兄弟——程颢、程颐了。直到这时，才把儒家已失去的天下重新恢复。因此朱子才接着韩愈慨叹道统于“轲（孟子）之死不得其传焉”之后，而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传。” 程颢、程颐虽然共学同志，亲为弟兄，我们笼统地称为“二程”，但是他们的性情思想却彼此大不一样。大程（颢）和易近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小程（颐）则严峻肃穆，使人敬畏，对于生徒子侄，往往直相指责，不假颜色。由于气质不同，学问思想也因之而异。大程本乎孟子“立乎其大者”的旨趣，教人为学“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之而已”。一切概括，简单明了。小程则德知分论，规制周详。他的为学名言，是教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谈到“致知”，便牵涉到无穷无尽的外在知识和物“理”了。其精神旨趣和大程完全不同。由于这一不同，乃使得这一对弟兄分别开创了尔后约一千年的中国哲学的两大学派。程颐可说是“理学”的鼻祖，而“心”则溯源于程颢。 这两派中首先得到发扬的，是理学。这一结果并不是偶然的。二位程子，相差只有一岁，大程只活到五十四岁便死了，不仅未能多假岁月，弘扬其学，就 是自己本身的学问，恐怕也还未发展到极峰。这一损失是无法衡量的。而小程年逾古稀，享寿七十有五，这成熟的二十几年实在活得太有价值了。其收获及影响，岂是中年而逝的大程所能望其项背的？加以就学问本身来说，大程的学问虽然简易，但只适宜天分高的人，中下之士，每感无从下手。小程的学问则系统明密，博学详说，学者有层次可循，纵是下愚之士，只要努力，也能有其所得，当然易于使人接受。因此传流广大，群相讲论。四传而至南宋的朱子，就更加发扬光大，结出异彩。朱子不仅把程颐的理气二元之说，出蓝胜蓝，阐发到了高峰，而且融会了周、邵、张、程（颢）四子学说的精华，而构成广大精微的体系，乃使理学的发展达其大成，成为数百年独步天下的显学。朱子尤其有一件事，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而不能不提的，就是他对四书的编注。《大学》《中庸》，本来只是《礼记》中普普通通的两篇而已，并无人特别注意。直到韩愈、李翱，才开始标榜提倡，而慢慢成为后世儒者装新酒的旧瓶，以作对抗佛老的理论根据。到了朱子，就索性把它们配合《论语》《孟子》成为“四书”，并用尽平生的力量，作了深入浅出的批注，使那些零散平淡的篇章，成为有系统尽精微的经典。尤其《大学》里《格物致知》一章的补传，轻描淡写地便把《大学》的思想注入了朱子自己的灵魂，使它成为“程朱”之学。而这程朱之学的“四书”，便成了尔后八百年家传户诵的典籍。 以上是说小程一派的“理学”。至于大程一派的“心学”，则发达较晚，首先使其昌明的，当推南宋的陆象山。象山之学并无师承，但其旨趣却隐然与大程的思想吻合。他认为人们所以有一切过失蔽惑，全是由于失去了“本心”。为学之道即在求此“本心”，这便是唯一要点。“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因此不须支离漫逐，在外物上乱求事理。所谓“学苟有本，六经皆我脚注”，就是他强调的这种精神的名言。由这种精神再往前发展一步，便是后来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说了。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只是一个“心”学。“天下无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为学只是学此心，只要能尽此心，自然明白万事万物之理。而吾人之“良知”正是此心的本体，同时也就是天理。因此为学的最终归趋即在于“致良知”而已。 总之，心学虽肇端于大程，但为小程声光所掩，世人笼统地混为“二程”，以致不大显著。及后陆象山出，其个人的声名虽甚煊赫足与朱子相伯仲，但就学派传承来讲，终不能与朱子匹敌。直到王阳明的手中，心学才达到顶峰，而取程朱理学的地位而代之。此后直到明亡，都是陆王心学的天下。及至清朝以后，陆王之学虽也随同程朱之学并趋消沉，但却无新的有力思想代兴。清初虽也有顾亭林、黄梨洲、王夫之、李二曲、颜习斋一班名儒，各有其学术成就，但在哲学思想方面，实是小巫见大巫，无足称述。后来考据训诂之风)兴起，更是思想真空，不值一谈了。 上面我们一直是就宋明哲人分门别派叙述的，看来好似彼此径庭、不能相通；但我们纵目观览，通检全程时，则远自韩愈、李翱，直到王氏阳明，他们实是一道怒潮，一个奋斗。一如前文所述，其间虽有程朱、陆王的门户，理学、心学的分别，但如从大处来看，其不同点只不过是方法、细节的不同而已。一主格物致知，由博返约（程朱）；一主明心立本，守约驭繁（陆王）。若用他们的术语，则只是程朱偏于“道问学”，陆王偏于“尊德性”而已。〔这并非我们故作附会，实则他们本人便这样说过。例如陆象山曾引述朱子与友人信中的话：“陆子静（陆象山）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朱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可为明证。〕但精神旨趣则完全 一致，全都是吸取了佛学的精华而排佛，革新了儒家原始面貌，而自诩承传了孔孟的真道。说到后者，我们试看孔孟何尝高谈心性玄妙问题，大论理气形上系统？这不是改变了原貌是什么？再说前者，他们虽都标榜排佛，但实际上，不仅每人都对释老有极深的研究，而且他们的学问里面本就含有浓厚的佛学成分。陆王之学久已被人讥为近禅，不必再说；就是程颐也总是劝人静坐，而其“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的名言，根本就是坐禅的无上法门。然而他们终要排佛而崇儒者，绝非标奇立异，故为意气之争。实乃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意味着一个严肃的使命。他们要接受佛学所提出的问题和答案，但却要扭转其奋斗的方向，那就是要把走向出世的奋斗，搬转到“现世”，而这一为“现世”而奋斗的旨趣，便正是韩愈所高唱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贯相承的中华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