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首次披露中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为14.3万亿,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0-60万亿。差距主要源于市场统计方法的问题:市场通常将城投平台的有息负债全部计入隐性债务,但实际上许多城投平台有创收能力,能够通过自身现金流偿还债务,不应全部视为隐性债务。此外,部分城投平台从事类金融业务,形成的有息负债也不应计入隐性债务。
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FILP)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吸收民众存款,并将资金存入信托基金局,再由信托基金局贷款给政府下属机构,用于有盈利能力的公共基建项目。FILP不计入日本政府负债,因为这些项目本身有创收能力,能够通过自身现金流偿还债务,无需依赖税收。这种资本预算的思路将政府债务中需要税收偿还的部分与自偿性债务区分开来。
1997年日本经历了四件重大事件:1)财政紧缩政策,包括提高消费税和削减财政赤字;2)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日本出口大幅下滑;3)国内金融机构倒闭,暴露了长期隐藏的银行坏账问题;4)日本央行获得法律独立地位,并任命鹰派行长,导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这些事件叠加,使日本经济从短期衰退转为长期衰退。
日本央行在1997年获得法律独立后,为了彰显独立性,采取了与外界预期相反的紧缩政策,甚至在通缩严重的情况下仍坚持防通胀目标。这种独立性陷阱导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未能及时采取足够的宽松措施,加剧了经济衰退。直到2001年,日本央行才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但为时已晚,经济已陷入长期通缩。
安倍经济学通过三支箭政策帮助日本走出通缩:1)大规模量化宽松(QQE),将长期利率降至零甚至负利率;2)财政刺激,增加政府支出;3)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竞争力。这些政策使日本在2012年至2020年间CPI只有两年为负,显著改善了通缩问题。安倍经济学的成功表明,即使在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政策仍能有效应对通缩。
中国大概率不会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覆辙,主要原因有三:1)中国政策制定者已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更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2)中国的政策空间更大,政府债务率远低于日本和美国;3)日本已为全球探索了应对严重衰退的政策工具,中国可以直接借鉴这些经验,避免重复日本的错误。
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没有出现大规模企业破产现象,主要因为企业、银行和监管机构合谋隐藏坏账。银行通过“常青化”操作,向无法偿还债务的企业发放新贷款,掩盖坏账问题。企业则拼命赚钱偿还这些隐藏的债务,而不是进行新投资。这种操作延缓了企业破产,但也导致经济长期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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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otes
日本FILP(日本财政投融资计划)
资本预算
不良债权常青化
外汇非冲销式干预
《working poor》
《蟹工船》
赤木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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