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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李铁
我在这期节目中继续讲解当下的贸易保护和关税问题。上一期我们从贸易逆差问题开始讲起，讲到了贸易逆差会带来两大危害：一是特定进出口产品结构下导致失业；二是逆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外欠债，如果还不上会有很大问题。失业问题是政治家首要关心的，因为它关系到底层人民。历史上，很多国家都采取过贸易保护政策，即使是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如果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实现贸易保护，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美国对外大量欠债，有人认为是美元霸权，也有人认为是定时炸弹，最终可能以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或国内恶性通胀的方式爆发。巴菲特就曾表示担忧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导致美元贬值。
美国应对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有三种方法：关税、资本账户干预和巴菲特提出的方案。关税是最常用的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干预进口价格或数量来限制外国商品。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各种手段限制进口，例如食品安全、环保审批等。从资本账户角度解决贸易逆差，例如《竞争性美元促进就业和繁荣法案》。
教科书中的关税模型存在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工资成本作为收益的方面，导致结论与现实脱节。历史上，政府在面临底层人民问题严重时，往往会采取与教科书结论相反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导致财富转移，但能有效安抚失业者，带来显著的政治收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是应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关键。如果考虑经济的动态性及穷人的高边际消费倾向，关税可能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模型应更贴近现实，避免过拟合。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自由贸易理论唯一承认的关税合理性理由，但其有效性和与鲶鱼效应的矛盾值得商榷。贸易保护对穷国有好处，但其对产业长期进步的影响尚不明确，且在FDI方面缺乏类似的保护措施。就业是贸易问题中最关键的因素，贸易保护旨在保护可能失业的人及其政治利益。
贸易战中，逆差国损失更小，因为减少逆差就能增加就业。现实中，自由经济学思路比帕累托最优更适用。制定关税政策需考虑贸易结构，并非所有进口商品都会影响国内就业。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时，能源商品获得例外，说明关税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具体情况。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敢于加征关税是因为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美国难以生产的产品。观察关税政策是否成功，需关注加权平均关税的变化，而非简单平均关税。美国制定关税政策时会考虑逆差总额和进出口产品结构，其行为无法用简单的自由贸易理论解释。进口配额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是常见的贸易保护措施。
增值税制度对进出口贸易有影响，美国不实行增值税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通过对投资美国资产的资金征税来抑制美元需求，从而实现汇率贬值，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另一种方法。汇率贬值能促进出口，并有利于FDI，对政治家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有帮助。美元长期高估和持续的贸易逆差，导致汇率贬值未能有效调整贸易平衡。广场协议是美元汇率贬值的一个例子，但汇率贬值幅度不能过大，以免引发恶性通胀。
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通过汇率贬值来进一步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采取普遍关税政策，而非针对特定国家。总结前两种应对贸易逆差的方案：关税和汇率贬值。巴菲特提出的“进口凭证”方案，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关税，但其可操作性存疑。巴菲特和格雷厄姆都曾提出过独特的宏观经济学观点，虽然未必具备可操作性，但体现了他们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思考。
Deep Dive
本期节目继续探讨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其带来的两大危害：失业和对外债务。历史上，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关注这个问题，只是优先级不同。
- 贸易逆差导致失业和对外债务问题
- 历史案例表明，历届美国政府都关注贸易逆差问题
- 贸易逆差被视为定时炸弹，可能导致美元贬值或恶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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