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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李铁
我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及其背后的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问题和可能的应对方法。首先，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和增加国内就业，其根本目标是增加就业。逆差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顺差通常会导致失业。
重商主义认为顺差会带来贵金属流入，从而积累财富，但古典经济学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是产品、服务及其生产能力。古典经济学基于货币中性假设，认为货币与生产无关。然而，凯恩斯主义批判了这种假设，认为货币与财富生产密切相关，发货币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古代国家的货币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紧密相连，因为货币供应有限。而现代国家则不同，发达国家的货币自主性很强。在产能利用率未达满时，需求可以作为拉动生产的资源，但当产能利用率已满时，需求只会导致通胀。
顺差相当于其他国家资助顺差国进行经济刺激，而美国过去20年的巨额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向国外输出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源。美国右派认为贸易逆差是向国外输出资源，而顺差国则认为这是市场规律的结果。
对顺差逆差的理解差异的核心在于市场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这本身是一个政治选择。中国加入WTO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但美国是否同意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政治决策。
苏联解体后，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平台国家”，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交换的平台。维持“平台国家”需要巨大的成本，包括军事开支、美元霸权的维护以及在外交上给予其他国家更好的贸易条件。
成为世界霸主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实际利益。“平台国家”实验的受益者是全球精英，而非美国本土中下层人民。美国中下层人民因“平台国家”政策而受到损害，最终导致特朗普当选。
过去20年的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战略失误，但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或派别。美国过去20年的政治家们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被推着走，多种因素导致了美国过去20年的战略路线，最终体现在巨额贸易逆差上。
特朗普很难纠正目前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制造业搬迁存在三个难点：熟练工人短缺、产业链配套复杂、环保和政治成本高。美国一些产业的熟练工人已经断档两三代，制造业的产业链配套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许多制造业工厂依赖小型供应商或个体户来降低成本。制造业搬迁还面临环保和政治成本。
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可解决的，因为会受到影响的国家大概率都是产能有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内需刺激来对冲风险。最难的其实是搞大规模内需刺激的政治阻力。
极端的外部冲击，例如战争、金融危机或疫情，可以冲破政治阻力和舆论压力，推动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中国可以通过提高赤字率来对冲美国需求减少的影响。
相比于中国，欧洲这次对于内需刺激调整的态度变化更大，因为德国一直以来在刺激经济方面比较保守。但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的态度转变，导致欧洲也开始转向增加内部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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