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变质、互联网兴起和媒体言论自由被过度保护。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导致了胡说八道的泛滥成灾，也导致了普罗大众对专家的蔑视和憎恨。 美国媒体人士的问题是，他们一点零星的了解足以让他们形成先入为主的立场，却又不具备抵抗证实性偏见的专业素养。导致了他们的报道几乎总是立场先行的。所以不奇怪的是， 2012年皮尤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认为新闻机构大体上“常常是不准确的”。这说的是能力问题。 除了能力问题，美国媒体更严重的问题是故意歪嘴念经。这个简直已经成了公害。特朗普一天到晚抱怨美国主流媒体fake news，fake news，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些美国主流媒体，从政治立场出发，肆意造谣抹黑，颠倒是非对错，可以说已经到了毫无廉耻、毫无底线、毫无操守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沙利文案的判决有关。 沙利文案非常有名，它的判决，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案子，说的是1960年，一帮名人，包括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和演员马龙·白兰度，花钱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个整版广告，声援马丁·路德·金，并谴责阿拉巴马州警方。阿拉巴马州首府主管警察事务的市政专员沙利文以广告内容多处失实为由，控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50万美元。 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就产生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政府和公务员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名誉权，所以也就扯不上什么诽谤，随便怼。这几位大法官的理由是： 谈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言论，一定属于公共言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既然官员在履行公职时他们的言论有绝对的豁免权，那么民众对他们的批评也应该有相对等的豁免权； 怼官员即使怼错了也不能惩罚。因为，如果一说错话就受罚，那就没人敢说话了。而且，如果我们只肯给予我们所同意的观点以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按说，这派意见非常好。但是最高法院在最后形成多数意见的时候，还是退了半步，保留了政府官员的“名誉权”，但同时却规定了：政府官员要想证明媒体诽谤罪名成立，除了证明它的报道存在事实错误之外，还要证明媒体有“罔顾事实”和“确有恶意”。就是说，媒体在故意使坏。 尼克松当总统之前是个律师，打过这种告媒体诽谤的官司，他就说：“这种官司根本赢不了……罔顾事实还有点可能，要想证明确有恶意那是门儿都没有。”所以自沙利文案判决之后，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美国的媒体事实上也就有了随便怼的特权。 本来，沙利文案如果只到此结束，就是个很好的判决——它通过把对官员的批评直接等同于对公共事物的讨论，使民众得到第一修正案的言论保护。但是在沙利文案判决四年后，最高法院又作死，把“罔顾事实”和“确有恶意”两项原则，从政府官员扩大到主动型社会名人身上。所谓主动型名人就是演员、歌星，或芙蓉姐姐这样的，以区分于因为媒体报道才出名的“被动型名人”。 然而，最高法院保护被动名人了没有呢？并没有！安东尼·刘易斯写的《批评官员的尺度》，举了这么个例子，特别让人痛心。说有三个监狱逃犯劫持了杂货铺老板希尔一家。本来这事儿没啥，但《生活》杂志生编硬造，不仅造谣说犯人性侵了希尔的一个女儿，还说希尔的老婆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把其中一个劫匪爱得死去活来的。 希尔一家打官司，一审、二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那希尔一家是被动型名人吧？你媒体不报道，人家怎么可能出名呢？但是最高法院脑子进水了，竟然判媒体无罪。希尔一家把铺子关了，搬家躲清净。没想到媒体如附骨之蛆，又跟踪而至，每天长枪短炮，弄得邻居们又知道了，日子实在没法过。后来希尔夫人愤而自杀，媒体这才放过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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