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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甘怀真
甘怀真：我主要探讨了唐代士大夫社会与文化，特别是士大夫如何通过‘名’建立相互依赖的网络，以及这与唐代京城社会和科举制度的关系。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士大夫社会的形态密切相关，诗歌创作不仅是文学活动，更是维系士大夫之间人际关系的社交技巧。士大夫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身份为媒介的社交网络，其成员的共同身份是士大夫，而人际关系则通过这个身份建立。唐代士大夫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先秦贵族血统、儒学教养和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汉文口语和文学创作（如诗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大都市，特别是京城，是士大夫展现才华和进行社交的重要场所。唐代京城社会集中了大量的政治精英，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文化交流。唐代官员入仕途径主要有荫任和科举两种，荫任官员的起点通常在京城。唐代科举与宋代以后的科举不同，更强调主考官的个人判断和士大夫社会的评价。士大夫社会的评价对考生的录取结果有重要影响，士子赴京求学是为了融入京城士大夫的社交圈，提升自身知名度。本籍回避制度导致唐代官员长期在外地任职，促进了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京城作为枢纽，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官员，形成了共同的士大夫身份认同。白居易的《琵琶行》反映了唐代士大夫的社交活动和身份认同，其中表达的“失落感”体现了士大夫身份认同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性。唐诗中怀念长安的主题反映了长安作为士大夫阶层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唐代士大夫聚会中诗歌创作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士大夫的文化教养。唐代文学作品的评价具有很高的主观性，文坛领袖在人才选拔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坛领袖通过推荐优秀人才来提升自身地位，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策略。唐代士大夫社会存在“借势”和“借誉”的现象，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唐代科举考试与明清科举不同，更强调考生在士大夫社会中的名声和人际关系。唐代士子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需要积极参与士大夫社会的社交活动，提升自身知名度。“文章干谒”和“温卷”是唐代士子提升自身知名度和寻求推荐的重要途径。唐代科举考试的结果取决于考生在全国性士大夫社会中的名声和评价。现代考试制度强调客观标准和去身份识别化，这与唐代士大夫社会的情况形成对比。本集从士大夫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京城社会结构以及城市间的文化交流等角度，探讨了唐代士大夫社会形态及其文化现象，并将其与宋代以后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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