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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之路 (上) / 講者: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

202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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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堂

AI Deep Dive Transcript
People
李秋婷
鄧希偉
Topics
李秋婷: 作為節目主持人,我總結了鄧教授關於香港經濟三次轉型的觀點,從最初的漁村轉型為轉口港,再到輕工業中心,最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每一次轉型都伴隨著挑戰與機遇,而當前香港面臨著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 鄧教授深入分析了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去全球化趨勢對香港的影響。他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部分國家對國際經濟互動產生懷疑,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去全球化階段。這種趨勢與歷史上的去全球化時期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鄧教授回顧了歷史上四代經濟思想的演變,從二戰後的政府主導工業化,到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再到千禧年以來的全球供應鏈擴張,以及當前的慢全球化。他認為,全球化的發展既促進了大公司的創新和壟斷,也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針對香港的經濟轉型,鄧教授指出,香港過度依賴金融和相關專業服務,導致經濟不穩定,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他認為,香港需要積極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方向,不能僅僅依賴金融業。 此外,鄧教授還提到了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利弊,以及產業政策在不同國家和時期的應用。他認為,香港需要在平衡安全和經濟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積極應對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才能在第三次經濟轉型中抓住機遇。 鄧希偉: 作為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我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了香港經濟轉型的歷程和挑戰。我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正經歷去全球化階段,部分國家對國際經濟互動產生懷疑,這對香港這樣一個開放型的小型經濟體帶來重大挑戰。 香港經濟經歷了三次轉型:從漁村到轉口港,再到輕工業中心,最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每一次轉型都伴隨著挑戰與機遇。而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需要積極探索新的發展方向。 我認為,香港過度依賴金融和相關專業服務,導致經濟不穩定,貧富差距擴大,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因此,香港需要積極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方向,不能僅僅依賴金融業。 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利弊,以及產業政策在不同國家和時期的應用。我認為,香港需要在平衡安全和經濟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積極應對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才能在第三次經濟轉型中抓住機遇,實現可持續發展。 此外,我們需要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優勢,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才能更好地實現香港的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李秋婷。

香港以前是一個小漁村 1841 年被英軍佔領後香港開關逐漸從漁村轉型做轉口港開始向近代開放型經濟過渡到 50 年代聯合國一度對華實施禁運令轉口貿易萎縮香港再次經歷經濟轉型成為亞洲輕工業產品的出口中心

但隨著租金、薪酬等成本不斷上升令企業在經營上變得困難到了 70 年代工廠逐漸遷移到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香港再一次經歷經濟轉型到現在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業和服務業成為影響香港經濟的重要產業

持續的地緣經濟分裂將不斷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和總部經濟的角色帶來重大挑戰究竟香港要怎麼變才能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位呢

今晚 我們重溫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以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合辦在 2024 年 10 月 20 日舉行的都會香港專題講座系列的其中一場講座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之路講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熹偉教授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的小型經濟體過去都會受到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所以在拆解香港目前遇到的問題之前鄧氣委希望大家首先認識全球經濟發展如何受到全球化影響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是形容不同國家的經濟體系互相依賴和融合形成一體化的經濟環境但鄧希偉就形容目前有部分國家開始對國際間的經濟互動有懷疑令到全球經濟走入「去全球化」的階段

過去 200 多年,我們經歷過兩次的全球化和兩次的去全球化包括我們這次的去全球化是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紐約開始令到我們開始對貿易、對所有全球化的一些互動有一點點懷疑大的國家,例如美國開始實施他們的保護主義的一些政策

歐美特別是民主的國家就開始有很多他們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抬頭就是令到他們不是那麼歡迎移民又或者他們不是覺得所有東西都應該從其他國家去入口那當然過去那四、五年特別是 2018 年中美貿易戰 3 月開始爆發之後我們聽到很多所謂的中國+1 或者中國+N 的一些策略很多西方的企業

西方的行業特別是美國的那些企業就是覺得我們不能夠長期依賴中國提供一些重要的上游的原材料也好中間產品也好開始將它的產業鏈分散受惠的國家當然包括東盟十國也都包括南美、東歐這些新型武器的經濟體

所以今次的萬全球化也好或者去全球化也好其實是因為由 80 年代開始一個持續差不多 30 多年的超全球化帶來的一些經濟或者社會問題導致於很多國家開始搞民粹主義或者保護主義

但如果歷史對我們是有啟發有用的話我們其實應該退一步去想想上一次的去全球化的背景或者一些實際的政策是怎樣出現的呢上一次的去全球化其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就是 1945 年長達差不多是三十多年的去全球化

打仗大家當然可以想像政府就會增加軍費會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特別是敵人或者競爭對手的依賴很多大國的市民更加愛國就會更加少去買一些海外的產品

這次從 2008、2009 年開始的去全球化是有點類似的但亦有很不同的地方例如對上一次的全球化可能大家在說最重要的科技就是蒸汽機最重要的一些新的科技可能就是生產自動化或者用一些機器在工業裏面開始也有汽車也開始有一些大量的生產

今次的去全球化除了有類似的地緣政治因素之外我們有些新的技術譬如人工智能、大數據

工業 4.0 這些其實都是令到我們的生產可以更加去中心化令到以前傳統的工業可能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請百多萬人現在可能是請幾千人遍佈全球不同的地方去生產用互聯網的技術用工業 4.0 或者 Web3 的技術就可以大動到很多全球化分佈亦都很穩定的生產

第一次的經濟去全球化因為戰爭而出現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有反彈跡象

至於從 80 年代開始全球貿易穩定發展鄧熹偉認為關鍵在於各地區開始接納華盛頓共識在香港我們稱之為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主義而華盛頓共識之所以出現原來是和當時的經濟環境有關其實這些東西本身都有一個政治環境

80 年代開始的時候其實歐美經歷了長達五年的我們叫做滯脹就是經濟沒有很好的發展但是同一時間有一個非常大的所謂的通貨膨脹大家可能覺得美聯儲開始減息了 5%的美聯儲的利息是歷史的高位但是你回到 80 年代初的時候美聯儲的利息去到 12%

為什麼有 12%這麼高的利息呢?因為他們的通脹也持續兩三年是超過 10%所以我認為到 80 年代開始歐美的政府基本上是無計可施只能夠透過兩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經濟滯脹問題第一,就好像今天這樣對外找一些競爭對手作出打壓美國可能 80 年代就是以日本作為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同樣時間當政策

加息也好或者增加政府的開支也好都未能夠處理這個滯脹的問題他們基本上選擇一個方法就是我認為是躺平怎樣呢就是希望經濟活動可以回來的時候自動透過資本主義或者自由市場的再分配令到經濟活力回來

雖然華盛頓主義被視為西方透過資本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但歐美以外的大國因應政治和經濟問題而開放當地市場 70 年代初期香港受惠於全球貿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至於內地都在 90 年代中期開放貿易不僅吸納更多香港、台灣地區的投資 2001 年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擁抱經濟全球化

鄧熹偉認為二次大戰後的經濟全球化歷史反映出四代經濟思想的演變 1945 年開始各國政府推動工業化推出各項產業政策

到了 80 年代初就踏入下一代華盛頓共識的出現令各國都開始開放自己的市場至於第三代鄧熹偉就認為是從千禧年代初期開始到第三代就是中國加入 WTO 之後的十多年我們就認為是全球供應鏈不斷地擴充不斷地國際化的一個年代

那個年代如果你在香港也好在中國也好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內也好你認定了一條產業鏈你認定了產業鏈的中、上游或者下游哪一個部份你可以參與可以賺錢的話你就是不斷地投入你們的投資那你就可以賺大錢因為全球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加了生產量也等於增加了投資的回報

舉一個例子,比如 Steve Jobs 如果他的手機只能夠在美國賣的話他肯定不會投入那麼多研發投入那麼多錢去做設計因為他投入的錢,他的回報只是從賣手機在美國賺取回來的但如果這手機可以賣給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可以賣給十幾億人口的印度的話他的投資回報就會回來的導致他們投資在研發投資在設計的動力和資金就會遠遠

倍數這樣增加令到那些公司的壟斷能力和生產能力也都大大提高全球化就是做了這個現象第一,大的公司創新能力不斷地提高因為不斷地投資做研發、做創新第二,大的公司的壟斷能力又越來越厲害就令到他們阻礙一些中小企業可以進入市場和他們有競爭這件事永遠都是有好有不好的就是一杯水又半杯滿又半杯空

但如果你見西方國家一到二來的經濟發展我認為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未有效地解決得到

香港九千年之後,我們仍然深信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應該走自由經濟積極不安的路線令到我們開始有很多歐美出現的經濟社會現象貧富懸殊、股票市場不斷漲幅以及房地產價值不斷提高令到一般市民承擔不起一些基本生活的成本

鄧熹偉認為經過疫情帶來的衝擊大概由 2020 年開始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加著重安全希望減低依賴全球市場帶來的風險他形容目前進入一個「慢全球化」和「慢經濟增長」的時代

到最近這幾年,我應該說是 2018 年開始,但如果你真的要畫定一個點的話,2020 年因為我們的疫情,就令到不同的國家之間更加著重所謂的安全。當我說安全的時候,我不是只說國家安全那麼簡單,可能是產業鏈的安全、食物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當所有東西都說安全的時候,效率就不會那麼高了。

所以現在我們處於一個慢全球化和慢經濟增長的年代因為大國家的政府都是特別強調安全是小強調經濟發展當然我們都希望大國家政府在安全和經濟發展或者經濟效率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令到我們既有安全同時也可以有一個生活改善的空間產業政策

不是亞洲國家特有不是我們中國獨有其實在 60 年代你看美國、日本他們已經有很多產業政策到 2018 年開始推行產業政策最踴躍的其實就是美國政府

反過來看,其實也挺有趣的比如 2018 年的時候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就批評中央政府我們的中央政府說要搞產業政策搞這個中國製造 2025 結果他下任之前到拜登總統 2020 年上台就大力地推行產業政策推行半導體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還有都開始去搞他們所謂的有案

一國兩制帶來的優勢令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此同時政府採取「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的策略說到這裡鄧熹偉就分享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崑耀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

我有一個好的前輩叫陳坤耀教授曾經他提過我你知不知道積極不干預英文其實是什麼英文其實是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Positive 即是證明正面積極 Non-Interventionism 當然就是不干預但這兩個字放在一起的時候不代表政府需要積極地不干預很多時候我的前輩譬如陳坤耀教授都說坊間市民也好

政府的前官員也好就將這個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擺成就是說政府盡量看到所有經濟市場互動都沒有插手政府應該容許那些公司做大做強賺很多錢因為當他們賺到錢之後他就會請更多的人有錢的人就會花更多的錢經濟就會做到共同富裕由有錢的人花錢開始令到普通市民中產也好或者低收入家庭也好都可以得益

但結果其實你從八九十年代美國的經驗發覺所謂的這個滴漏效應由有錢人大企業花錢開始到中層、下層可以得益這件事至少二十多三十年在美國都沒有發生過看到的就是堅尼係數不斷地增加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香港也是出現這個問題但是你看到香港特區政府到最近這幾年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仍然用很多自由市場、不干預的這些詞語

令我們需要進行的經濟轉型或者經濟改革我認為是遲了很多年

香港曾經先後以轉口貿易和製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到了今時今日香港也要經歷第三次經濟轉型不少人都覺得金融業和服務業是目前香港值得發展的行業但鄧希偉就認為第三次經濟轉型的方向還有討論空間

為什麼是第三次呢第一次呢 各位前輩比我年紀大都經歷過就是香港從一個轉口港從一個以低收入勞動力密集的工業轉化成一個高增值的工業這是第一代的經濟轉型大概是 50 年代到 70 年代底左右第二次的經濟轉型就是由製造業到今時今日以專業服務 以金融帶動的香港經濟

第三次的經濟轉型是什麼呢?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我不是第一個人說這個第三次經濟轉型但是我在 2019 年開始在香港不同的報章寫了很多對第三次經濟轉型我的看法和一些論述我認為和大家很多市民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香港

太過依賴金融或者與金融有關的專業服務包括房地產也好、法律顧問也好其實是相當不穩定一來就是會受到外圍經濟的環境影響令到波動性很大第二就是令到我們那個貧富懸殊長遠沒有好好得到解決第三也是與第二點有關的就是令到年青人向上流的機會是沒有增大

其實大家都有一定的感受譬如你周末的時候逛街看到的人流確實少了很多看到很多商鋪都倒閉了看到很多餐飲行業可能到 9 點鐘已經關門

看到很多國內來的旅客他們現在可能都是拍照、行山都不去消費這樣這個也是我們在服務性行業或者一些傳統的餐飲業或者一些零售業應該要面對的一個挑戰這個挑戰會持續多少年呢?我跟業界的朋友談的時候一般來說都是說要兩、三年

其實地面的租金已經在跌但我們的人工成本仍然比大灣區其他城市要高很多所以其實一方面我們要體諒一下零售業的老闆其實他們都很難解決一時之間的短板但是這個兩三年的過程是痛苦的做零售業的老闆壓力是大的

自從製造業逐漸息微不少經濟學者都開始思考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過去都有書籍和文獻嘗試分析香港經濟發展的出路放到現在究竟還適不適合呢

如果要把握一國兩制和大灣區發展的優勢政府又可以怎麼做呢?下一集鄧希偉就會為大家分析香港應該從什麼方向去轉型經濟今集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約定大家下星期日晚上 8 點鐘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大學堂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