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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宇哲
戴
戴伸峰
宇哲: 我认为未成年犯罪应该轻罚，因为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和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需要教育而非单纯处罚。18岁与17.9岁在心智成熟度上差异不大，用单一的18岁作为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可能存在不公平。我们需要探讨18岁作为成年界限的合理性，以及如何看待18岁前后心智成熟度上的细微差异在司法上的处理。存在“18岁迷思”，17.9岁的青少年因为无法享有18岁成年人的权利，容易产生挫折感和反抗心理，从而挑战法律。越接近18岁，青少年越容易挑战法律和社会规范，这是犯罪学上的“成熟代沟现象”。18岁通常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但成年后，由于社会压力和责任的增加，犯罪率会逐渐下降。2023年12月25日的割喉案引发了关于降低少年犯罪年龄的讨论，但18岁并非一个魔法门槛，人的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戴伸峰: 世界各国普遍对青少年采取相对宽容的司法制度，以保护和矫正他们，而非单纯处罚。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于保护和矫正青少年，与成人刑法的处罚概念不同。各国对青少年的年龄界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对青少年的保护和矫正理念。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看，18岁左右大多数人完成了青春期发育，生理上接近成年。18岁作为成年界限的另一个逻辑是社会责任，18岁左右的人开始就业，进入社会化进程。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普及导致很多人在20多岁才真正进入社会，18岁作为成年界限的适用性需要重新考量。成年人的赏罚机制比青少年快，能更快地学习和修正行为，从而降低犯罪率。与青少年相比，成年人更容易获得及时的奖赏和惩罚，这有助于塑造行为。成年人的大脑更趋于理性，自我控制能力增强，犯罪率降低。成年人工作繁忙，时间安排紧凑，减少了犯罪机会。稳定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会降低犯罪率。稳定的伴侣关系和家庭责任会抑制犯罪行为。17-20岁是犯罪风险较高的年龄段，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个体的心智成熟度和法律意识存在模糊地带。法律需要设定一个标准来界定成年与未成年，但实践中存在不公平之处。在18岁前后，司法审判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因为法律难以精准衡量个体的心智成熟度。针对17-20岁这个模糊年龄段，可以考虑制定更灵活的司法规范。日本将18-19岁定义为“特定少年”，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区别处理，值得借鉴。日本对重大少年犯罪案件会采取“逆送”原则，将案件送交成人司法体系处理。“逆送”原则将重大少年犯罪案件送交成人司法体系处理，处罚措施更严厉。日本修法后，将强制性交、放火、抢劫等罪行也纳入“逆送”范围。严厉惩罚对降低青少年犯罪总量有效，但需要配合法律教育和司法教育。日本2000年少年法修订后，重罚措施有效降低了犯罪率。严厉惩罚虽然能震慑轻微犯罪，但可能导致惊悚犯罪的质变。对有犯罪意图的人来说，严厉惩罚的震慑作用有限。初次收监的震慑效果较好，但多次收监的效果有限。多次收监对犯罪的预防效果不佳，形成恶性循环。针对成年前后犯罪行为，可以考虑更灵活的司法制度设计。更灵活的司法制度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回应社会诉求，并帮助青少年学习社会规则。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关键在于法律教育和司法教育，而非仅仅依靠严厉的惩罚。青少年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人际关系和情感处理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复杂，需要从更深层次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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