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notes Transcript
本期主播： One Perchen，插画家、自由撰稿人。
本期嘉宾：舒畅，策展人。
借用项飙说的一个词组“无机，飘渺的讲述”来形容我对目前绝大多数艺术评论的直观感受，那些空洞在委托式的评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忍无可忍的我终于还是丢出了这个稍显决绝和无理的问题：
艺术评论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情绪也同样真实。每篇艺术批评的文本都有三个位置：看的眼睛、说的嘴巴、和伫立的腿，它们分别对应着读者、艺评人、和被谈论的存在。有些艺术批评如同法场一般冷酷，充满着威严的典律，每一句叙述都是判决。肯定句被投掷得哐哐作响；有些艺术批评则是迷途的羊羔，迷失在外文语境的水土不服里头。如同谷歌翻译一样的语调，读起来味如嚼蜡。**好的艺评究竟在哪里？谁能写好艺术批评？**是每一个试图从艺术批评里找寻观点和碰撞的读者都想问的问题。
就拿文学上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举例，靠阿多诺本人及无数其他作家的有效反驳和有效解读，把这句话的维度拓宽了，它如今更像一个命题，它不再作为结果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艺术评论者像是泥鳅一样。
叙述者的自我演绎
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其书《记者与谋杀犯》中提到过，记者会“去构建一个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对对象的讲述”。当在阅读一篇评论性质的文本时，我们往往会忘记那里面充斥着大量来自作者的自我意识（非中立客观的）——一个评论家为一个词语苦思冥想时，那可能不是其试图靠近作品的真相，而仅仅是其对自身的审视，审美的审视。倘若一个评论家用很令人惊喜的方式评论一件作品，这很有可能是其新研发的行文风格。她们会像构建一个作品一样去构建一篇艺术批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记者、或艺术家撰写的艺术批评让人读起来那么痛快。或许一个艺术评论家要比一个艺术家更具备艺术家的自觉才行，因为只有这样的野心，才能逼出一篇足够精彩的叙述。
过分被强调的“时代精神”
在前不久UCCA当代绘画论坛上，陈丹青和刘小东提出了十分耐人寻味的观点“所有画家都是抱着极右的心态在创作的”，“艺术家不想再被提醒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创作就是个人主义的事情”。而在那之前，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称“艺术只有在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处理人们关心的问题时才重要”。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则说她不想当反映时代的艺术家，在她看来只有推进时代的艺术家才更宝贵。
如今备受认可的评论文章都是需要呼唤集体的，它一定要放在时代、社会、和群体的语境里去述说。然而潘怡帆（台湾文学评论家）提出，文学评论家对一个小说家虚构的世界真诚地评论，实则是个双重虚构。是个兴奋但奇怪的事情。有时候当评论家过分结合外部世界去观看作品，有很大的可能会浪费创作者本身构建的精彩或者内核。是啊，时代有很强的迷惑性——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精神叙述中频繁使用现在完成时。
艺术家的困局
潘怡帆还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作家以前是做美术的，每天他骑脚踏车外出的时候都会路过一个路口，会有交通栅栏，伴随着当当当的声音抬起又放下。有一天他再次停在那里等绿灯的时候，就在当当当的声音响起他一抬头，对面楼一个窗子唰一声打开，一个女人探头出来，把一盆水哗一下倒掉。当下他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为了把这一刻写下来。后来他就一直写，家里写不了，就跑去美国换环境写。但就是都写不出来那个他真的想写出来的东西。潘说这是一种能传递给读者的恐惧，那种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的恐惧。但还有一种恐惧是你怕他真的写不出来了，这个连他都写不清的存在，谁都看不见了。这份莫里斯布朗肖说的“孤独”，是被背叛的孤独，语言在背叛你，你所信任的所有在背叛你。字也会变得不可靠，在评论者那里会被理解成另一个样子。而你捍卫自我的方式也只有那些背叛你的。
很少在艺术评论里读到对艺术家困局的讨论，ucca那场会上，喻红直接说她一眼就看出赵半狄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因为从画里能看出来，她自己也是，对很多捕捉没那么敏感了。这种细节是多么珍贵啊。不过同情不属于艺术。这不是让你去体谅一个艺术家的困局，不用想着返还给艺术家，比如啊我知道你原来也那么艰难，所以我高看一眼你的作品，或者对你的作品宽容一些，这太可怕了。而是说可以不用把艺术家一直当作一个强硬的对手。
评论者对艺术家不乏有些残忍的时刻，他们预设艺术家本人无比接近自己的艺术，殊不知这个作品可能是卡夫卡式的困局。而通过评论家的协助，大众和评论家都会认为接触艺术家的作品次数/频率就能逐步了解艺术家的面貌。这是把作品当作来自艺术家的一部分坚实躯体来理解的结果，但是很多情况下，作品恰恰是艺术家永远不曾拥有的那一部分，他也许渴望那一部分，也可能只是一个无助的反刍或者幻肢一样的东西。
艺术家及其道德，与被要求的真诚的艺术人格
让我们来做出一个假设：倘若今天开始，一个人犯了罪之后，必须为世界创造一个杰出的艺术作品作为补偿，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人们对罪人的观感是否会令其的作品永远不够好？一个人如果道德有瑕疵，其还能否具备创造“美”的能力？
在 Lionel Trilling 的《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中写到，真实性是对公认的审美观点的争论，美则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品质。这样对于真实性，或者说对人格一致性的要求，出现在大众对艺术家的凝望里。正如历史上不乏评论者对《包法利夫人》和《洛丽塔》的抨击，他们 “无情的批评语气表明了我们现在对真实性问题的道德态度”。
可艺术的活动绝不是理性的。那些展现人性“内疚”的时刻，就是它们唤醒你体内“布莱克蠕虫”（来自威廉布莱克的诗《The Sick Rose》）的时刻。而你需要巨大的勇气去面对它，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被虚构出来的真实。**对于艺术作品的抵制，是否来源于一种群体深陷的无力？**除了抵制ta的作品，似乎找不到另一个渠道去探讨和正视其的“错误”，而ta的收入又和作品紧密关联，只要ta的作品不死，ta的财富便永远不死。而大众又对惩罚有决绝的信念——ta的人生必须从此变得悲惨，且物质的悲惨是最高级的悲惨。艺术评论家是否有责任去提供大众区分——艺术家的艺术人格表达（实体之一是作品）和艺术家作为社会人身份的存在方式——的渠道或途径？比如之前下架所有劣迹艺人的参与作品，真的是好的，唯一的途径吗？有人建议说能否向烟酒暴力那样有提示在画面上？更或者说，某一个艺术家的道德问题是否需要参杂到其作品里？
Music：
The Sick Rose by William Blake - Read by Ralph Richardson
Searching the Unknown by Alistair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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