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口语文化地位的差异与AI时代的思考

最近，我从梁文道老师对本雅明《说书人》的解读出发，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故事与信息、播客与长文的思考。这引发了我对中日两国口语文化地位差异的深层探究，以及在AI时代如何看待自身声音和口语表达能力的反思。

本雅明在《说书人》中描述了口语文化——“说书人”的消亡，他将口语文化与印刷文化、故事与信息做了清晰的区分。说书人讲的是活生生的经验，是现场的、不可复制的；而信息则强调可验证性和逻辑性。 这让我联想到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了消费信息，却逐渐忽视了故事的力量，忽视了经验的分享。

西方学者，如本雅明和翁（Walter Ong）在其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都对口语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这种重视与中国社会对口语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文盲”的概念长期以来都带有负面含义，它将识字能力与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紧密联系起来，无形中贬低了口语表达的重要性。

这种轻视也体现在外语学习中。许多中国人学习外语时，更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而相对忽视听说能力的训练。我们常常优先追求“文盲”的避免，而非流利的口语表达。这与西方，特别是英语母语国家，学习外语时更注重听说能力的培养形成了反差。

与中国不同，日本文化对口语的重视程度更高。例如，音乐家坂本龙一相信“言灵”——语言具有魔力，能够影响世界。而“声掛け運動”（大声问候运动）则强调大声说话的重要性，这在日本幼儿园和小学尤为常见。这些现象都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声音、对口语表达的重视。

此外，我观察到，日本人阅读时的快感，可能部分源于成功解码文字的满足感。这并非单纯的阅读理解，而是对书面文化的一种特定理解。美国学者Jay Rubin在其著作《Making Sense of Japanese》中也提到，日本人阅读时，一部分快感来自于成功解析文字背后的含义，这与西方读者可能更注重文本内容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这或许暗示着，日本人对书面文化的理解，与西方存在差异，他们更注重文字本身的结构和解码过程。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位日本作家在向中国学者询问其续写夏目漱石作品是否被视为“好诗”时，得到的回答是“也是好诗”，但当进一步询问“吟出来也是好诗吗”时，得到的回答则有所保留。这或许暗示了中日两国在诗歌欣赏方面，对口语表达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

在AI时代，这种对口语文化的重视显得尤为重要。 AI可以取代许多工作，但它无法取代人的声音，无法取代口语表达的温度和情感。 正如我之前在其他节目中提到的，我并不相信播客会成为下一个风口，但它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以声音为载体的经验分享方式。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关注自身的声音，关注口语文化，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这不仅关乎文化传承，更关乎我们对自身表达能力的认知和提升。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口语文化，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并探索如何在AI时代更好地利用和发展口语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