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作曲与口语文化的韧性：一次对经典与现代的反思

最近，我思考了AI作曲的意义，以及它与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人热衷于AI作曲的低成本优势，但这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音乐创作中，个人形象和商业力量的驱动作用同样至关重要。尤阿索比的爆红，并非单纯的音乐本身，而是商业力量的推波助澜，将音乐推送到大众面前。而大龙泳衣的音乐，我最初的接触则源于东京一家书店里摆放的书籍，这是一种AI音乐目前无法复制的偶然性与个人魅力的结合。

我自身缺乏母语的经历，以及对口语表达的不擅长，促使我深入关注口语文化。在《一天世界》播客中，我多次提及Walter Ong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这并非偶然，因为我是一个“第三文化小孩”，成长于80年代的深圳，在北方文化和粤港文化的交汇中，我始终在寻找身份认同，而语言，成为了我探索自我认同的关键。我的粤语带有浓重的口音，这让我意识到，口语表达并非我所擅长的领域。

然而，在日本的生活，让我对口语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松本隆、阿久悠等作词家在日本音乐界的地位，以及日本社会对“言灵”和“声挂运动”的重视，都体现了日本口语文化的高度发达。这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中国并非口语文化弱国。“东北小伙狂骂30分钟”的网络视频，便是口语文化的一种极端体现，它展现了口语表达的能量和感染力。

Ong的著作中，我尤其关注口语文化的几个特点：言灵——语言的魔力源于声音；记忆力有限导致的重复——口语文化中，为了避免遗忘，人们倾向于重复已有的表达；保守传统——口语文化往往更倾向于保守和传统；冗余啰嗦——口语表达常常冗余且啰嗦，如《Curb Your Enthusiasm》中Leon的角色台词；渐进叠加式——早期文本中“and”的频繁使用，体现了口语表达的渐进叠加特点。

这些特点与日本文化中对**陈词滥调（cliché）**和模仿的高度接受程度有关。我以荷马史诗为例，米尔曼·帕里的研究表明，荷马史诗的创作过程更接近于流水线拼装，它大量使用了“荷马式套语”。这与日本和歌、排句的创作方式，以及木心“文本再生”事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说明，经典作品的创作，也可能依赖于对既有表达方式的模仿和借鉴。

在AI时代，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口语文化中可能包含的好处，特别是个人声音的重要性。日本文化中现代性和土著性的并存，以及对个人声音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AI作为强大的记忆装置，将书面文化的特点推向极端，而口语文化更能唤醒民众对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意识。 最终，我认为，在AI时代，守护个人声音，便是守护我们自身。 这不仅关乎艺术创作，更关乎我们对自身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