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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郭细雨
鸭
鸭老师
郭细雨：我观察到，2023年以来，袁长庚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为当代年轻人答疑解惑，而项飙的公众影响力则相对减弱。这反映了社会在变化，也体现了不同学者面向不同群体的差异。我从信息接收者的角度谈论了‘在场’如何建立信任，即信息接收者需要与信息发送者建立信任关系。
我关注学者始于疫情期间，那时信息杂乱，我开始意识到最信任的信息来源是那些我信任的人，而这些人与我的关系类似于学者与渴望交流的对象的关系。学者必须真诚，与我有一定共识，并与我处于同一语境。
我分析了为什么文学学者难以成为为当代生活答疑解惑的角色，因为文学更注重审美，而‘给答案’本身就与文学的本质相悖。我也探讨了法律学者出圈面临的高风险，因为刑法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学者在社交平台上解释问题时容易触及风险。
鸭老师：我作为高校教师，接触的学生群体与袁长庚的学生群体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沉默寡言，对电影、电视剧不感兴趣，对生活缺乏热情。我认为袁长庚的走红，既有其个人主动性，也体现了学者‘在场’的必要性。我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谈论了‘在场’，即发现那些不在场的人。
我分享了与学生探讨泛文化话题的经历，学生缺乏热情和想法，但我坦然接受了现状，并与学生建立了共处同一空间、共享同一语境的信任关系。
我分析了袁长庚的三种面向：在生态体系中的学者、拒绝呐喊的施者以及符合时宜的反叛者。他从深圳到云南，接触的学生群体从精英学生转变为普通学生，这促使他更‘在场’。他不会将学生的沉默理解为麻木，而是走进他们的沉默，并告诉他们情绪是对的。
我认为，面对缺乏生活经验和热情的大众，学者需要情绪在场，理解沉默的含义。我分享了在三八妇女节选择相关话题的经历，即使会失去一些学生，但我认为有些学生需要安慰，而我的选择也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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