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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廷生
宋廷生：17世纪40年代，东西方都经历了重大的秩序建构，是研究全球史的重要节点。西方是维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东方是清朝的建立和宗藩体系的调整。中国并非被动接受西方改变，而是主动参与全球变动中的一个行为者。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是近代才建立的，在此之前世界运行逻辑与今大相径庭。古代国家的形态与现代国家形态差异巨大，现代国家形态并非历史常态。现代国家形态的出现是三十年战争后皇权和教权边缘化的结果。历史上的重大趋势既有必然性，也有诸多偶然性因素。历史发展并非完全遵循线性逻辑，其中充满了偶然性、误解和误读。对《尼布楚条约》的解读应放在全球格局下，而非仅从中国内部视角进行比较。《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具有历史的创造性，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主动引入新方式的尝试。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视角来看，中国在近代史中并非完全被动。当下国际关系并非简单的“丛林法则”，历史渊源和国家间的互动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理解历史需跳出简单的线性叙事和现代化逻辑，关注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现代化进程并非单一路径，不同地区因内生性因素而呈现差异化结果。中国需要反思自身对殖民现代性的态度，并构建对未来世界的新愿景。历史学家无法预测未来，但能提供多种可能性，避免将历史发展视为单一路径。国际法及相关权利的讨论并非普世适用，其前提是有能力行使该权利的主体。需警惕将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政策选择提升为普世价值，应回到历史语境中理解其逻辑。全球史研究应避免中心主义，强调多中心视角，并以多元性为新的普遍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互补而非对立，应结合国内外视角理解历史。历史研究需要问题意识来引导，但应意识到问题本身可能带有立场性和偏见。历史学界尚未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被数理化方法论完全改造，但量化史学作为一种新兴思潮正在兴起。数理化方法并非完全客观，其背后也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历史写作的表达必然带有主观性，受预期读者和写作目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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