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讶地发现,柏林电影节入围的华语片数量众多,但竟然没有一部进入主竞赛单元。这在三大电影节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大陆和香港的华语片大多是家庭题材,选题空洞、俗套,缺乏新意,虽然制作精致,但都给人一种‘伐木累’的感觉,这导致它们难以进入更高级别的单元。
这些电影中常见的元素包括:男孩爱上同学的母亲、有钱同学与穷人孩子的攀比、父母婚姻不幸等,这些元素的重复率极高,缺乏创新。此外,大陆华语片普遍避免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创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与其他国家电影关注社会议题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大陆华语片在视听语言方面表现出色,善于运用视听元素代替对白,但由于题材的限制,难以获得更高的评价。
台湾电影在柏林电影节的存在感却高于大陆电影,这与台湾官方文化机构的积极参与有关。其中,《以爱之名》这部电影荒腔走板,对大陆的刻画负面,并涉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批评,引发争议。
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拍摄任何题材的电影,但电影的质量和对现实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以爱之名》的失败,主要在于其质量低劣和对大陆元素的负面刻画,以及对现实情况的缺乏了解。
《睡觉时把眼睛睁开》也对大陆元素进行了负面刻画,讽刺了大陆的基建狂魔和一带一路等概念。台湾文策院积极参与柏林电影节,试图在三大电影节中占据话语权,这是一种新的趋势。
如果大陆电影继续内卷,华语电影的话语权可能会被其他地区(如台湾、星马)的电影人掌握。《共和国》这部纪录片虽然技术上有缺陷,但其主题值得关注,展现了底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过程。
《从今以后》获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但其题材和表达方式较为传统,将同性恋群体与异性恋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进行对比,但仍停留在较为传统的家庭伦理片范畴。香港电影人面临着巨大的题材限制和自我限制,这限制了他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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