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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特辑 | 危险的“通胀救国论”

20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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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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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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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院长认为,单纯依靠制造通胀来刺激经济复苏是危险且无效的。他指出,通胀分为积极意义上的生产型通胀和消极意义上的分配性通胀。前者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温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后者则源于成本增加、供给减少和货币滥发,会导致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经济陷入紊乱。 他批评了某些专家提出的通过制造通胀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想法。通胀作为一种‘铸币税’,会对社会财富进行攫取,尤其在经济复苏时期,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指出,美国近期应对高通胀的焦虑和采取的紧缩政策就足以说明通胀的风险。 赵院长进一步解释道,经济繁荣与通胀的出现并非因果关系,而是通胀往往是经济繁荣的结果。简单地提高通胀,例如提高电费、油费等,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通缩和通胀分别代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和产能不足/需求过热,市场机制会进行自我调节。但如果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则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他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解释了当前中国需求不足的原因,即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不足导致消费支出降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这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发放消费券等短期措施,以及进行法制化、市场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长期结构性改革,从而激发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总而言之,赵院长反对将通胀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工具,他认为应该关注解决根本问题,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这才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Deep Dive

Chapters
通货膨胀分为两种类型:生产型通货膨胀和分配型通货膨胀。生产型通货膨胀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表现为收入增速和投资收益率超过物价增速。分配型通货膨胀则是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左移,货币和债务滥发导致的,其特征是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
  • 积极的通货膨胀通常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关联。
  • 恶性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体系紊乱,即使货币供给增加,实际货币供给仍然不足。

Shownotes Transcript

大家好,我是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建。最近两年美国发生通胀,并且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是增速较以前放缓,经济复苏曲线前进。那么有专家就提议中国通过制造通胀来促进经济复苏。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荒诞又危险。殊不知美国最近两年对大通胀充满焦虑,而且采取了最严厉的加息紧缩政策。

通胀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带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积极意义上的通胀,或者说是生产型通胀,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在统计上表现为数值比较温和,收入增速和投资收益率超过物价的增速,失业率不断下降,是一条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很长时间各国央行建立的通胀目标制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

另一种则是超过了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的消极意义上的通胀,是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左移,货币和债务滥发,但又无法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的分配性通胀,是背后没有价值创造活动的再分配行为。此时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生产生活成本上升,实际收入下降,经济因为货币币值不稳定而处于紊乱状态。这种恶性通胀看似因为货币滥发导致需求过度,实则是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对供给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因为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已经让企业无法正常的安排采购、生产、库存和分销,让居民无法正常的进行投资和消费。

实际上在一个恶性通胀的经济体里面,并不是货币供给过多,而是实际货币供给太少。因为与疯狂飙升的通胀相比,实际货币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最后甚至进入没有货币的以物易物状态。举个例子,因为国家信用匮乏,经济主体已经不愿意持有本国的货币。比如厄瓜多尔的货币体系因为恶性通胀崩溃,最后只能靠他国货币的帮助,也就是美元化,放弃了货币的发行权。现在阿根廷似乎也在步入本国货币美元化的后尘,这意味着通胀只是一种现象和后果,背后有不同的发生机制。

如果将通胀当做一种政策手段,那这就是一种铸币税,客观上是对长期持有现金货币的一种惩罚,虽然主观上并不是。那为了补上这个税,也就是能让收入追上通胀,人们不得不积极的工作和投资。但实际上除非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从总量上社会大众根本不可能跑过通胀。这个税是早晚要缴的。最近一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和往年相比没那么快速,很多人就认为只要把通胀打起来,中国经济当前的各种挑战就会迎刃而解。

那为什么通胀有这样大的魔力呢?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大伙只存钱不花钱。银行超额储蓄已经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导致持续的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征收通胀铸币税,让投资者把超额储蓄从银行中取出用来消费和投资。中国的经济和股市不就起来了吗?美国这两年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但是细思极恐,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提议,也是一个荒诞又危险的想法。通胀作为铸币税,是对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一种攫取,现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全球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时期,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增强体质,近年来全球市场的造富投资方向本就不多,如果物价和生活成本再起来,在被通胀征税,岂不更是雪上加霜?

最近两年,美国视通胀为猛虎,美联储从开始误判到暴力加息,实际上是对突如其来的通胀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有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我认为可能是误解的。他们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收入上来,需求随之提高,物价跟着走高,通胀也就来了。那产品价格上来,企业利润增加,就会扩大开支,增加人员就业,提高工资。那经济在一派繁荣中,就形成了工资物价的温和螺旋上涨。在当前仍在复苏过程中的环境下,中国似乎的确需要来一次这样的通胀。然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是通胀能够带来实际需求和企业利润的提高,人们收入的提高能走在通胀前面。那欧美国家在发生通胀以前,需求和就业是先增加的。

经济繁荣与通胀同时出现,并不是因为通胀带来了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繁荣,而恰恰相反,先是政府给人发钱,提高了可支配收入,继而才有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繁荣。那如果通胀和债务就能够救经济的话,那一切就简单了。通胀只是一种现象,有时跟经济繁荣同时发生,让人们误以为通胀是一种繁荣。最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第一产能大国加入全球总供给曲线后,全球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通胀,即使发生也是阶段性的,稍纵即逝。然而最近两年,美国经济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大通胀,同时它的经济复苏也在全球一枝独秀,表现出一个强劲的势头。那中国则不同,于是很多人就认为通胀是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建议中国要用大通胀来解决复苏不力的问题。这完全也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

通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是果不是因。如果通胀能推动经济增长,那么现在第一经济强国就是委内瑞拉,美国也不会出现上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而且要简单的提高通胀还不容易吗?把电费、油费、高速路费、税收等基础生活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物价肯定会全面上涨,但是经济会起来吗?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信号,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出现通缩意味着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出现通胀意味着产能不足或需求过热。发生通胀之后,一方面市场机制会自发的调节,企业家会减少投资,降低产能。另一方面随着实际价格的降低,需求也会逐渐的回暖,价格会逐渐的回升。但是如果经济体系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居民因为缺乏长期信心而不敢消费和投资,进行过度的谨慎性储蓄。

比如如果收入分配结构极化,那总收入虽然表现为增加,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惠及大部分民众。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通缩。那此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一般的货币放水制造通胀的做法就不再灵了。必须只能通过改革来纠正扭曲的分配和收入结构,以及构建更加可置信的预期管理体系,来提高长期的需求。

从理论上说,当前中国的需求不足可以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模型来解释。这个模型认为人们当期的消费支出计划并不仅仅是当期收入的函数,还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因此即使当期的收入并没有明显降低,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足,也会降低当前的支出。这是当前人们大量在银行中储备现金的主要原因。

因为对全球经济的信心不足,意识到通胀的本质和危害以及问题的根源,就不应该把通胀当做一种工具来刺激复苏。相反,要认识到通胀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只要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和安全感了,民营企业活得安心、做得舒心了,企业家精神复苏了,社会充满了信任感,又回到了生动活泼、充满希望的局面,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率就会再一次的被激发,经济复苏呢也会获得长期的动力。要做到这些,解决方案也不难,短期看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必要时直接给困难群众发钱,但注意要救急不救穷啊,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通过无差别的发钱把人工买贵,降低了劳动参与率,还可以通过发达的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补贴,提高人们的消费积极性。

总之一句话,即使要制造通胀,也是让货币放的水流到经济体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手里。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居民和作为生产主力军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掌握了货币后,就掌握了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机制,从而可以在不发生明显通胀损害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否则,在当前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通胀又起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那更多的还是需要在长期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加大在法制化、市场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长期制度供给层面的努力,在社会中形成相互信任、自由活泼的发展局面。继续以发展与和平为第一主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何让人民对未来经济更有信心?这恐怕不仅仅是制造一次通胀就能做到的。让思想自由飞翔,我在一财号等你,有请下一位年度青年财经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