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童:在高校和职场中,我以及其他许多劳动者都遭遇过署名权被剥夺的情况。例如,我曾以极低的实习工资完成大量工作,却未获得署名权;参与高校项目,前期和中期投入大量精力,但因后期参与较少,最终项目成果中没有我的名字;在职场中,我曾为小领导完成大量工作,但成果被其据为己有,并获得赞扬和利益,而我却受到批评。
这些剥夺署名权的行为背后,存在着多种逻辑。一些人会以学习机会、积累经验等话术掩盖剥削行为,将劳动者的平等参与包装成施舍;一些人认为‘从来如此,便对’,将不公平的惯例合理化;一些人将获得权力视为一种畸形的‘媳妇熬成婆’的过程,并试图将这种剥削行为延续下去;一些人认为工资可以买断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和署名权;一些人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来威胁劳动者;一些管理者以团队管理的名义,掠夺劳动成果,并打击劳动者的自我认同。
不愿意署名的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另一方面是维持信息差和话语差,并内化不公平规则。权责错配是由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文化陋习和制度缺位共同导致的。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中,责任在底层,权力在高层,导致最辛苦的人话语权最小。权责错配的组织关系能够持续运转,是因为顺从者被不断培养和生产出来。质疑权责不一致,可能会被认为不懂事或斤斤计较,这是一种文化压制。
从法律层面看,署名权不可转让、不可剥夺,雇佣关系一般不能抵消署名权。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可以抹去署名权,需要考虑工作性质和合同约定。在‘我知道我被剥削了,但我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需要寻求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面对权责不一致,可以选择不去助长和继承这种现象。‘丑话说在前头’是自我保护的基本功,清晰协商是获得劳动尊严的开始。在团队合作中,可以主动细化成果呈现方式,避免模糊的‘负责人’说法掩盖贡献者。提前沟通和清晰协商可以更好地建立人际边界感,避免被动。在高校等环境中,如果‘丑话说在前头’行不通,需要做好留证存证。主动留痕、保留证据,是自我保护的重要意识。主动留痕可以避免在遭遇剥削时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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