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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 特朗普2.0时代的媒体 American media in the Trump 2.0 Era
2024/11/21
美轮美换 The American Roulette
小
小华
杨
杨一
活跃在播客和媒体分析领域，专注于美国政治和媒体趋势的评论和分析。
小华认为，在碎片化媒体时代，选民更倾向于熟悉的声音和亲切的沟通，而非权威的姿态；与传统严肃的政治讨论相比，更生活化的沟通方式更易于说服选民。2024年大选是"播客大选"，非传统媒体补充了传统媒体无法展现的候选人形象。
杨一分析了特朗普团队的媒体策略，认为其通过非传统媒体展现生活化一面，有效地与选民互动；特朗普参加大量播客节目，展现生活化一面，拉近与选民距离；特朗普在东巴勒斯坦列车出轨事件中展现出的自然反应，通过短视频等非传统媒体传播，获得了病毒式的传播效果。与特朗普相比，哈里斯在与普通民众交流方面显得不自然，缺乏生活化的互动。选民更关注候选人是否关心自己，是否能与自己产生共情，而非候选人的具体政策。特朗普通过各种活动展现其接地气的一面，而其他候选人则难以做到这一点。候选人为了迎合选民而做出的行为，容易显得虚假。奥巴马善于与民众进行自然、默契的沟通，展现其亲民的一面。
2024年大选的政治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对多的广播式传播转变为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大选可以被看作一场"网红大选"，网红和非传统媒体平台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朗普将播客节目视为比竞选集会更重要的平台；哈里斯团队拒绝参加Joe Rogan节目，被认为是其竞选中的重大失误；特朗普拥有多年的竞选经验，不需要再通过主流媒体来展现自己，而哈里斯作为新人，缺乏应对传统媒体环境的经验；哈里斯团队采取保守的竞选策略，试图控制候选人被呈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精心制作的媒体节目反而会增加距离感，而更朴实的表达方式更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随着时代发展，传统媒体形式可能会被淘汰，而更原子化、更窄众化的传播方式将成为主流。传统媒体的节目制作成本高，需要大型制作团队，而新媒体的门槛较低，制作成本也更低。自媒体时代，政治讨论的门槛降低，更多人可以参与其中，但也导致了政治生态的碎片化；传统媒体通过人为设置门槛，来控制政治讨论的参与者和内容；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人为设置的门槛被打破，政治讨论更加自由和多元；自媒体时代，人们接收政治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倾向于碎片化、伴随式的聆听；自媒体时代，政治信息传递更接近于一种伴随式的、平等的沟通，而非传统的高高在上、单向灌输。
Talich认为，信息过剩时代，人们拥有更多选择，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下降，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吸引受众；传统媒体需要通过生活化、非政治化的内容来吸引那些不关注政治的受众；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渠道的垄断，为更多声音提供了表达机会；虽然蓝领阶层的数量庞大，但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影响了媒体的商业模式；媒体的商业价值与选民的投票价值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媒体的政治动员功能是其商业逻辑之外的附加功能；新媒体时代，媒体需要改变内容创作方式，采用更平实、更聊天的方式来吸引受众；右派在新媒体上的转型比左派更成功，建立了强大的内容创作网络；左派需要一个像Joe Rogan一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来团结和凝聚其支持者；Joe Rogan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其政治观点，更在于其个人魅力和与受众的良好互动；左派在媒体表达上过于拘谨，缺乏真诚和洒脱，难以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优势；左派在媒体策略上过于谨慎，导致其难以有效利用自媒体平台。
杨一补充道，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需要更宽容的态度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传统媒体的精英化倾向严重，导致其难以与大众产生共鸣，而自媒体则打破了这种精英化壁垒；自媒体环境中，对政治观点的表达更加自由，缺乏传统媒体环境中的同侪压力；生活方式类主播通过非政治化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将特朗普的形象正常化，拉近了其与大众的距离；信息过剩时代，人们拥有更多选择，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下降，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吸引受众。
Deep Dive
2024年美国大选见证了碎片化媒体的崛起，特朗普的即兴发挥和饱和式传播策略，以及哈里斯的传统媒体策略，都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节目探讨了播客、YouTube、TikTok等新媒体平台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以及这场选举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场‘网红大选’。
- 2024年美国大选是碎片化媒体全面登上主流舞台的标志性时刻
- 特朗普利用即兴发挥和饱和式传播触及最广泛的选民
- 哈里斯押注高制作水准的保守媒体策略
- 新媒体平台如播客、YouTube和TikTok在大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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