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2000年所出版的一本重要的英文小说。书名叫做《When We Were Orphans》,中文翻译为《我辈孤雏》。 这本小说在石黑一雄的写作当中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选择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场景,那是1930年代的上海租借区。他所写的小说里面的这个叙述者“我”,他就是在上海租界,他的父母(是)英国人,但是当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居住,而且是上海华洋公司的雇员职员,因此这个小孩出生、长大都是在上海。另外做为移民到英国的日本人,这个小说写上海还有另外特殊的地方,“I narrator”作为一个英国人,但是他小时候最亲近的一个友伴,是住在他们家隔壁的邻居的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日本人,这个叫做秋良的小孩,后来就一路贯穿在小说里面。是他回忆,乃至于更进一步地去处理他自己作为一个孤儿的悲伤,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另外透过他回到上海租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那样在上海长大的一个日本的小孩,在深层的意义上面那也是一个孤儿,这种30年代上海租界区都是住着来自于他乡的异客,也就是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不然他们都不会居住在公共租界区里面;而且,他们对于租界区、对于上海、对于中国,他们也无从认同。这一群人他们所存在这个环境,就产生出一种没有归属的、苍凉的荒芜,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意义上面,都被从自己可以认同的土地上面拔出来,然后被投到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或者说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人的无奈,无从选择。 在小说里面,他所回忆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就是搬到了上海之后,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他的妈妈是一个正义感非常非常强的人,到了上海,她所看到的,那是她无法忍受的巨大的矛盾,矛盾就是作为叫做先进国家、先进文化、文明的日本人、英国人到了上海,在做什么?叙述者“我”他的爸爸,他们服务的公司叫做华洋公司,华洋公司表面上是一个贸易公司,但是骨子里面,他们赚钱的最重要贸易的商品竟然是鸦片。到了1920年到了1930年代,鸦片照理讲早就有共识,认为鸦片是整个戕害中国人健康,乃至于败坏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1840年,就已经爆发鸦片战争。让这整件事情变成焦点,英国人到这个时候仍然偷偷地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地方贩卖鸦片,然后从这里面获取暴利。 因而,他的妈妈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同胞们用这种方式,强害中国人,所以她就投身加入了要想尽办法禁绝鸦片,换句话说,另外一个就是,伤害华洋公司利益的这个活动。她还不止是如此,因为她那个强烈的道德的正义感,所以她一直不断的压迫、她一直不断的逼迫那个个性上面相对比较懦弱的丈夫,也应该要采取同样的立场,来面对自己的公司。你可以继续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但你要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其中一种理由就是,你应该要迫使这个公司,大家表里合一,做高贵的、值得被尊重的基督徒跟英国人,这是他妈妈的选择。 那他的爸爸,因为他妈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痛苦不堪,他会一方面感觉到,他无法承受去反对自己的公司这种巨大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无法抗拒他的太太,不止是因为这是妻子,更重要的是妻子理直气壮,她的那种indignation,她那种义愤,她那样一种说理的方式;他又不能够欺骗自己说:那我这个公司,我们公司里面做鸦片生意,是理所当然的。他做不到这个,每一次被逼着,“这样做像是一个基督徒吗?这样做像是一个英国人吗?”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就生出了高度的愧疚。所以他变成了这样一种正义观念,还有公司工作之间一个夹缝底下的一个存在者,痛苦不堪。他们有他们不一样的选择。 当然,我们在小说里面也就慢慢就看到了,一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冲突的背景,所以导致后来当他爸爸失踪,接下来他的妈妈又失踪的时候,理所当然,这个小孩,当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侦探,他要回来去追查父母的下落的时候,很自然他就会假定——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应该就是选在这样的一个鸦片贩售的邪恶的环境里面,因为得罪了人而被人家挟持绑架,甚至报复杀害。不过后面小说里面我们会了解,这是这个小说之所以、虽然采用了侦探小说的类型的外貌,但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侦探推理小说。它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神探,虽然他在处理别人的案件上面,他有很高的成就;不过,另外有趣的地方是,在小说里面,因为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关系,所以它也不让我们看到、听到,这位神探在他崛起过程当中,他究竟破了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案子,还有他如何破案。他念之再之,在此小说里面用第一人称告诉我们的,都是他如何被“自己成为孤儿”的这个事件所缠绕着。他一直想要回去,在上海把父母找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了解父母为什么失踪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神探,最后,他的神探的推理,反而变成了他最大的障碍。因为是他先入为主,觉得依照这个整个事件的变化跟发展,究竟他的父母应该发生了什么事,他就没有办法更深刻地去体会,或者是更勇敢地去追查。那作为一个小孩,甚至作为一个神探,甚至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没有办法拒绝,他没办法否定,他的父亲跟他母亲有一种在人间关系或人间情感上面更深层、更深刻,或者是更痛苦的一面。以至于小说到了最后揭露这个真相的时候,他被震撼了,不止他被震撼了,我们也等于被他误导了之后,我们也被震撼了。这是这个小说到了终局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一种效果。 这个小说,另外当然关键就写了,像是有选择,但又似乎没有选择的一个在上海公共租界区长大的英国小孩,和他们家隔壁的日本小孩。这件事情,可能就跟石黑一雄自己深刻的移民经验就有关系了,因为他是六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就移居到了英国,但是绝对不可能会遗忘他自己的日本的身份,周遭英国的环境也必然会一直不断地提醒他,他不属于英国,他是来投靠英国、来依附到英国这个社会。虽然石黑一雄很少直接去描述、去写他如何同化进入英国社会的这个心路历程,但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个过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很多的迎合抗拒、有很多的妥协、有很多的自我的冲突跟矛盾。 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就必然会看到他用回到童年的那样的一个视角。然后中间凸显了这两个人,这个“I narrator”叙述者“我”他跟秋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键的关怀,那就是:活在上海,我会不会不够——对一个英国小孩来说——我的父母会不会在意我不够英国人? 对秋良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或这个状况更加的严重,他的爸妈会要求他:你要真得像一个日本人。秋良的经验跟这个“I narrator”,而且同样的痛苦,或者是同样的曲折。一度,他的爸妈就因为在秋良的回忆当中,他的家庭每一次会产生紧张的关系,也就是爸爸妈妈不说话、会冷战的时候,通常几乎都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做了什么让他的父母觉得他“不够日本人”的这种举措。家里面一旦感觉到他不够日本人,家庭的气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也就可以了解,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日本家庭仍然希望他们要教出一个日本人的男孩。为了、担心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不像日本人或不够“日本”,甚至一度,他的爸妈决定把他送回到日本去念书。可是一回到日本,你可以想见,他一直在上海长大,然后爸妈又仍然在上海,一个人回到日本,包括他所居住、他所寄居的地方、他的学校,反而让他更清楚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日本人,或者是刺激出,他不敢承认、但是又没有办法压抑下来的另外一个冲动——他不想做一个日本人。因此他又回到了上海,但是他回到上海,他接下来始终一直不断存在的最巨大的恶魔跟最巨大的噩梦,就是很怕他的父母再把他送回日本去。这样的一个既是具备日本人身份,但是对于日本的认同如此复杂的一个小孩,在这个小说里面,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注: “杨照书话”系列节目由杨照和方所联合制作。 本音频和文字稿由方所剪辑和编写而成,版权所有。 若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