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残疾人法案(ADA)背后的黑暗历史与不懈抗争

我从未想过，通往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道路，竟如此坎坷，如此充满黑暗。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无数残疾人权利活动家，用血泪与抗争，一点点争取来的。

这段历史，远比高中历史课本上枯燥乏味的叙述精彩得多。它始于公元前370年的希腊，那时，残疾人还能在帕特农神庙的石制坡道上自由出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包容消失了。中世纪的教会将残疾视为对罪恶的惩罚，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并持续了数百年。

19世纪工业化浪潮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对残疾人的歧视。那时，个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其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残疾，无论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被视为沉重的负担，需要被“安置”。 所谓的“安置”，指的是将残疾人送往济贫院——那些条件恶劣，人满为患，卫生状况极差的地方。济贫院本应是罪犯出狱后的康复场所，却成了社会边缘人的收容所，残疾人与穷人、老年人被关在一起，遭受着忽视和虐待。波士顿一家济贫院40年间，25%的入住者死亡，这并非个例。

1867年，“丑陋法”在美国出现。表面上，这些法律旨在阻止穷人公开乞讨，维护城市形象，实则以残忍的方式将残疾人犯罪化，将“患病、残疾、毁容或以任何方式畸形，以至于成为令人讨厌或令人作呕的对象”的人定为罪犯，送往条件更糟的疗养院。

与此同时，优生学盛行。这种旨在通过阻止“不合格”人群生育来改善人类种族的想法，深深地根植于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强制绝育成为优生学运动的工具，成千上万的残疾人，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制绝育。令人震惊的是，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的强制绝育政策，直接受到了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影响。

巴克诉贝尔案是这段黑暗历史的缩影。弗吉尼亚州立癫痫病和弱智殖民地医生阿尔伯特·普里迪，为了推动强制绝育合法化，将一名被强奸怀孕的女性凯莉·巴克告上法庭。最终，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结果裁决支持强制绝育，臭名昭著的“三代弱智已足够”的言论，成为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口号。

二战后，随着大量伤残士兵返乡，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开始转变。然而，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的案例令人触目惊心。这家学校以虐待和忽视残疾人而闻名，甚至进行人体实验，而施暴者却逍遥法外。

1972年，记者简·柯廷和杰拉尔多·里维拉对威洛布鲁克学校进行了调查报道，揭露了其骇人听闻的真相，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

这推动了《康复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所有政府资助的建筑和项目必须对所有人开放。然而，该法案的执行被一拖再拖。1977年，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大规模静坐抗议，最终迫使政府执行该法案。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国会爬行”事件**。1990年，数百名残疾人权利活动家爬上了国会大厦的台阶，以无声的抗议表达他们对平等权利的渴望。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最终促使《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通过。

然而，ADA并非完美无缺。许多企业为了避免支付改造建筑的费用而选择无视ADA；对“残疾”的定义模糊不清，也为法律的执行带来了挑战；更重要的是，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使得ADA的执行依赖于公众的举报。

阿尔伯特·戴奇是一位致力于推动ADA执行的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多年来，他起诉了数百家企业，以确保其遵守ADA。他的行动，凸显了ADA执行中存在的巨大挑战。

即使在今天，ADA的完善和执行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仍然需要持续的努力，才能确保ADA得到有效执行，并推动残疾人权利的进一步发展。 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乎人权、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