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我观察到小红书的赛博破冰现象,它体现了人类超越语言的更基本连接,如同儿时农村的邻里串门,具有超越语言的人类学意义。网络的兴衰连通和隔绝,让我对这次赛博破冰感到激动,因为它证明某些隔绝是隔绝不住的,人类的根是互相连接的。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受到美国黑人作家Alex Haley的《根》影响,促使人们重新发现种族记忆和历史,并重新认识自身位置和未来方向,这与改革开放的“走向世界”相辅相成。海外华人通过小红书寻找祖先足迹,将个体家庭历史与中国巨变联系起来,引发我对与父亲父子关系的回忆。我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来自军阀家庭,这影响了他的理想主义和人生选择。我父亲对军阀家庭出身感到羞耻,这源于他强烈的共情能力和对社会不平等的厌恶,以及受《罪与罚》和《大革命史》等书籍的影响。我父亲参加革命源于他感性的家国情怀、对人间正义的追求和对不平等的厌恶,以及对日本占领南通的切身感受。我父亲在文革结束后选择退休,而非接受地级转业,因为他厌倦了十年动乱的浪费,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并更喜欢军队简单直接的环境。我父亲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人,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关注事实真相,这与他内心的稳定和某种自闭或普系倾向有关。通过了解我父亲真实而充实的生活,我获得了力量,这源于他的知识、遗传、艺术追求以及内心的安定。我父亲在八十年代被杂志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他长期追求进步、热爱学习和人脉积累的必然结果。我父亲的乐评写作独特之处在于将个人历史和生命体验融入更宏大的历史和艺术史叙事中,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家史写作,更普遍、民间化、自发,与八九十年代精英作家的文学性家史写作有很大区别,这得益于媒介变迁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家史写作中主观性和客观性并存,难以避免主观化,但直面创伤并客观全面地认识是关键。通过家史写作,我们可以看到更细致的人物形象,以及历史的复杂性。对有志于家史写作的人的建议:从访谈开始,及早记录,并数字化保存各种文字和影像资料。未来,虚拟技术(如空间视频、VR、3D建模、数字人)将使家史写作呈现更多可能性,让人们与先辈有更切近的关系。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属性,使家史的探索和呈现方式更加多元,通过多人协作,拼凑出完整的家族故事。通过家史写作,我们可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并在相互理解中建立更好的共生关系。
程衍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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