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可能性的艺术》9、人心之变的力量——韩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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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当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制度的变迁呢？

要知道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所以我们一再说古代中国社会是超稳定超震荡结构，就是这个道理。唯一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周秦之变，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制，然后稳定延续两千年。

但是到了近代，不仅王朝更迭，制度也变迁了，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举目全球我们看到的就是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图景。

为什么会有这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有国际格局的因素，罕见的自由霸权的崛起，世界的老大试图在全球复制自身，就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有经济发展的原因，现代经济带来民主政治，生活好了，资源富足了，权力不必高度垄断，为民主的伸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大家吃饱穿暖了，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之类的价值了。确实也确实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是成正比的。

这些因素当然都很重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它是观念的变迁，是人心之变。

事实上人心之变的力量非常强大，它甚至可以突破经济的考虑，突破暴力机器的压制和国际格局的约束，直接撬动制度的变化。

也只有观念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才是稳固的。

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变革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动摇；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会因为权力更替而坍塌；自由霸权主导的变革也会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衰退。只有建立在人心之变上的制度变革，才是扎实与可持续的。民众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韧性。

观念推动的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故事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是韩国。

过去十多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他们自己民主转型的电影，像是《华丽的假期》《辩护人》《1987》等等。尽管都是沉重的历史片，但是每出一部都是万人空巷，不断刷新他们的票房纪录。从没有哪个国家像韩国人那样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国家的转型故事。

对于韩国人来说，那段民主转型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的重返膜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民众为什么要闹革命？最自然理解就是民不聊生嘛，像是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点燃了阿拉伯之春。

但是当年的韩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之前，虽然经济起点很低，但也算是蒸蒸日上。韩国著名的推动民主政治到来光州事件发生在1980年，而在此之前1961年到1979年，朴正熙当政时期，GDP年均增长率是10%，缔造了韩国的“汉江奇迹”。

当时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量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在当年的韩国，大学生那可都是天之骄子，多半都来自于精英家庭，而且毕业之后自己很快也就能成为社会精英。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为什么还要搞革命呢？因为观念。观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着世界在我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中叫做市场交换，而在极左观念之下，则会被称之为“投机倒把”。一个民营企业家挣钱了，我们今天当然认为这是正常的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观念中被叫做剥削剩余价值。

本来同一件事，却被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是被人们的观念所决定的。

具体到当年的韩国，天之骄子们为什么放弃大好前程去和政府抗争呢？因为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力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利益诉求并不是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这一类的问题，而是民主权力本身。

韩国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和民主选举有关：

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在第四任总统选举时舞弊；

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掌握军权的全斗焕政变夺权，再度建立起了军政府，浪费了朴正熙被刺杀带来的转型机会；

1987年推翻权威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们期望幻灭。

观念的变革驱动了韩国的国家转型，当然了，这也绝非是韩国的特例，当代史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

以往的解释是英国对北美的剥削压迫、横征暴敛导致了北美人民举兵反抗。其实英国对北美的政治管制比国内宽松多了，谈不上压迫，征的税也很轻，比英国本土低得多，基本上就是象征性的，所以也谈不上横征暴敛。

那为什么要打独立战争？是因为观念。英国给了殖民地很大的政治自由，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在北美大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来自英国殖民者的任何管制，所以脱离英国独立，是人心之变之后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要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的问题，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的统治。

鸡蛋如何战胜高墙

观念之变推动的社会运动，之后是怎么样让制度变迁发生的呢？鸡蛋是怎么战胜高墙的呢？简单来说，是不断的提高旧制度的运行成本，让其没法办再继续运转。

韩国的运动一开始只有学生，但是慢慢的，随着政府的暴力镇压，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级都开始加入其中。所以到运动的后期，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人们都是全城出动。

街头的大妈给陌生人送饭，司机免费送伤员，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跑到最危险的地方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有爱互助令人动容。而对于当时的政府，当工人、司机、厨师、教师、白领……全都成为了“异己分子”，那国家还如何继续运转呢？全民抗争就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行的成本。

再往前发展，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动摇，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接一个的松动脱落。鸡蛋为什么能够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的子女，在体制外工作的亲人与朋友……当整个社会观念发生变迁的时候，坚硬的高墙必然从内部开始软化。

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韩国人用长时间的执着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的民主运动在1980和1987年的两次大爆发之前，就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30年了。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大学生被开除、殴打，甚至是判死刑。仅仅1980-1987年，就有超过12万名大学生被开除，1986年3000多个在押政治犯中，85%都是学生。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也正因为这样漫长的民主运动，最后的民主成果才能如此扎实。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制度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或者某个政党，而是属于所有的韩国民众。

话说1997年，刘瑜老师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位40多岁的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有一天上课，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了。学生立刻陷入狂喜，把刘瑜抱起来在屋里转了三圈。按照这位留学生的年龄推算，他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是当年民主运动，在街头被政府暴力镇压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是当时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是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韩国的民主抗争过程，已经成为了他们心目中韩国精神的一部分，是所有民众共同浇灌成长起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倍感珍惜。

几代人的接连努力，和那种短频快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像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地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民主运动，突然之间野火燎原，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开始搞民主选举，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广泛的观念作为基础，结果是民主的迅速崩溃。

铁板中长不出生命

我们常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即可抛。”但是我们仔细一想，会觉得这样的观念绝不是普世自然的。因为自然的观念状态是“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啊，谈什么政治？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对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

可是为什么当年的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这种政治观念会扩散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其中有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在过去，韩国长时间以来都有这样的政治机会。

什么意思？我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认为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因为当压迫太深，我们是无力反抗的。

在刘瑜老师的音频课程中，讲了俄罗斯不自由的民主，以及前苏联强大国家能力对社会的完全碾压，国家能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无限扩张，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最后它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关于俄罗斯、前苏联和朝鲜的内容都没有被收录进《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当中。

在前苏联，苏大林时代会有反抗的声音吗？绝对没有！就连中央委员都在痛哭流涕的一边写检查一边高呼“斯大林万岁”。只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开始了，不同的声音才开始出现。

有缝隙的地方就能长出青草，但铁板之中是绝对无法诞生生命的。

具体到韩国，尽管从1948年李承晚时代开始就是威权体制，但也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而朴正熙时代，1963年和1967年两次总统大选，朴正熙的得票分别是47%和51%。之后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也拿到了45%的选票，这些数据都说明，韩国当时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第二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总统选举变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变成了100%，韩国这才进入了完全的威权统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对公民社会残酷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发生在这段时期。7年之后，朴正熙遇刺身亡，威权统治大致结束。

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政府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随后又开放了国会选举。

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在学校里，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他们就成为了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当时韩国还有宗教自由，教会快速成长，后来成为了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同时工会、农民协会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旧制度当中破茧而出。

而民主运动的低潮，恰恰就是政治压制最为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完全失去了政治机会，所以也就没有了政治运动。这是刘瑜老师强调的政治机会论。

启蒙思想不源于西方，而源于每个人的内心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问，韩国的民权思想从何而来，其实无论是韩国、中国、还是印度，甚至是欧美国家本身，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200多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所缔造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主权在民”。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是自然的秩序。但是在此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权力的来源是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世界政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条大河的支流。

为什么洛克、卢梭这几个人能有这么强的蛊惑力？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民众都被这几个西方思想家深深的影响。

其实，思想家有很多，但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寥寥无几。启蒙思想的强大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它来自于西方，而是因为它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所谓的启蒙，并非是把一个外来的思想塞进我们的脑子，而是用一盏灯照亮我们心灵深处，本来就存在的某些东西。

在韩国的民主运动中，或许那些学生和教授中有一部分人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更多更广大的司机、护士、警察等等的人，哪里读过什么卢梭？但是他们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暴力镇压是不对的，死了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而情况不断的出现，让他们逐渐意识到，除非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不然这些种种不对是没有办法得到纠正的。

在韩国记录民主运动的电影《1987》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女孩劝她自己暗恋的男孩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梦了。但是男孩说：我知道，但我不能不去，因为我的心太痛了。这个“心太痛了”，便是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真挚的呼唤。

刘瑜说：“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可以找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这个男孩，民主运行是需要经济条件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民主转型后的裂痕动员有多困难克服吗？你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吗？”

尽管如此，男孩这种源于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消退，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浮出水面。它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会吸引人们朝向它，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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