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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zra Klein
一位深受欢迎的美国记者、政治分析师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通过其《The Ezra Klein Show》podcast 探讨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
J
James Pogue
Ezra Klein: 我观察到，自2020年大选以来，推动MAGA运动的思想和联盟的性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特朗普本人可能对这些思想斗争不太关心，但其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却非常重视这些理念。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并维系MAGA联盟的团结。
我注意到新右翼知识分子群体对现代性抱有深刻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现代生活方式不人道，科技发展削弱了人类。他们对科技巨头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推崇，都体现了这种悲观主义。他们对科技的批判，与他们高度依赖网络进行政治活动之间存在张力。
我观察到，新右翼运动中存在着对‘体制’（regime）的批判，他们认为‘体制’是一个由大学教授、非政府组织和科技公司组成的精英阶层，他们控制着美国的权力和话语权，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对奥巴马总统的成功感到不满，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美国精英阶层和社会变迁的质疑，以及对‘平等’口号的批判。
我注意到新右翼运动中存在着对传统主义的强调，他们试图重建一种基于土地和精神联系的民族主义，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他们对‘真正的美国人’的定义，涉及到对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讨论。他们认为，全球化力量使得传统的民族主义变得不可能实现，因此需要摧毁全球化。
我注意到，新右翼运动中存在着对人类发展的不同理解：右翼关注人类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而左翼关注如何摆脱自身局限。他们对科技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推崇，都体现了这种差异。
我注意到，新右翼运动中存在着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关注，他们试图通过调整价值观和政策来重建家庭和社会秩序。他们对科技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推崇，都体现了这种关注。
我注意到，新右翼运动中存在着对权力和控制的争夺，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争取权力和控制。他们对科技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推崇，都体现了这种争夺。
James Pogue: 我观察到的MAGA现象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需要应对如何维系自身团结的重大问题。J.D. Vance是新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代表着这个阵营的观点和形成力量。他认为华盛顿的精英阶层正在损害中产阶级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
新右翼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现代通讯技术对人类生活弊大于利，导致了人们对手机成瘾和经济的寻租行为。Blake Masters推荐人们阅读Ted Kaczynski的宣言，认为其中对科技影响的批判值得学习。Ted Kaczynski的宣言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对科技力量带来的社会分裂和仇恨的感受。社会上存在共识，即科技发展不可逆转，但其负面影响也需要被控制。
特朗普对TikTok的立场转变，显示出他对选民意愿的关注，而非对科技本身的立场。特朗普政府对TikTok的处理，显示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国家能够以更强大的方式干预科技发展。新右翼人士既批判现代科技，又高度依赖网络进行政治活动，这存在一种张力。Twitter在特朗普时代对新右翼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马斯克收购后，这种作用发生了改变。马斯克收购Twitter后，极端声音更容易在平台上传播，并影响了新右翼运动的整体方向。
罗伯特·肯尼迪三世（RFK Jr.）的观点，例如对微塑料和疫苗的担忧，与新右翼运动中对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呼吁相契合。新右翼运动中存在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推崇，这体现在对力量训练和斯巴达式美学的关注上。新右翼运动中存在一种观点，即通过快速发展科技来实现对过去的回归。彼得·蒂尔认同科技发展并未真正造福人类的观点。
新右翼运动中对男性气质的讨论，涉及到男性是否需要暴力才能获得满足感，以及男性是否需要体育文化来获得幸福感等问题。新右翼运动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男性没有战争或集体目标，就会感到迷茫，因此战争对男性有意义。托马斯·梅西（Thomas Massey）代表了一种试图在美国重建公民自主性的努力。新右翼运动中对“权利修复”的呼吁，体现了对个人自主性和控制自身环境的渴望。
左翼和右翼在对人类发展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右翼关注人类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而左翼关注如何摆脱自身局限。新右翼人士欣赏Ted Kaczynski宣言中对左翼过度社会化的批判。自由主义试图通过改变人类行为来减少社会危害，而新右翼则对这种观点持有不同看法。
J.D. Vance所说的“体制”（regime）指的是一个由大学教授、非政府组织和科技公司组成的精英阶层，他们控制着美国的权力和话语权。J.D. Vance认为“体制”指的是美国社会中20%的精英阶层，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政治。新右翼人士认为，美国社会存在一个由各主要机构组成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联盟，他们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新右翼人士认为，精英阶层共享一种基于平等和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则认为，并非所有人生来平等。
“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是一种松散的意识形态，它强调精英阶层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根本差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美国公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非基于种族。新右翼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与土地和精神相联系的民族主义，它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史蒂夫·班农认为，全球化力量使得传统的民族主义变得不可能实现，因此需要摧毁全球化。
新右翼人士对“真正的美国人”的定义，涉及到对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讨论。“传承美国人”（Heritage Americans）指的是那些祖先可以追溯到早期欧洲殖民者的美国人。新右翼人士认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和未来的人民群体。
新右翼运动的兴起，部分原因是对奥巴马总统的回应，以及对美国精英阶层和社会变迁的质疑。新右翼人士对奥巴马总统的成功感到不满，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美国精英阶层和社会变迁的质疑，以及对‘平等’口号的批判。新右翼人士认为，精英阶层利用“平等”的口号来掩盖阶级斗争，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期间，曾向美国工人阶级许诺进行再工业化，但未能兑现承诺，导致了部分民众的不满。
新右翼运动对奥巴马的反对，部分原因是种族因素以及对精英阶层的反感。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与其文化意义之间存在差异，奥巴马也是如此。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代表了“历史终结论”的巅峰，而特朗普的当选则标志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特朗普选择J.D. Vance为副总统候选人，被认为是认可了新右翼思想在MAGA运动中的未来地位。特朗普选择J.D. Vance，部分原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也是为了争取新右翼的支持，以提升其政治影响力。
马斯克等科技界人士对特朗普的支持，导致了新右翼运动内部的权力动态变化。马斯克的政治立场不稳定，难以判断其是否代表着与J.D. Vance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马斯克虽然可能并不代表与J.D. Vance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但他却创造了另一种权力中心，并引发了科技界人士对特朗普的支持。科技界人士对特朗普的支持，与新右翼知识分子对科技的批判立场之间存在矛盾。人们对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科技界人士出席情况的解读可能过于乐观。J.D. Vance并非完全反对科技，他对科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大型科技公司及其行为上。
彼得·蒂尔对新右翼运动的政治前景持悲观态度。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代表着科技界对特朗普的支持，其科技乐观主义的观点与新右翼运动中的科技悲观主义观点形成对比。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在反建制和建制之间摇摆不定，这取决于其政治利益。特朗普倾向于与那些能够为他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的人合作，这决定了他对反建制和建制立场的选择。尽管科技界人士代表着一种新的建制力量，但他们的世界观与传统的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建制派有所不同。特朗普对忠诚的人很忠诚，这影响了他对政治盟友的选择。特朗普对新右翼运动中的具体理念并不关心，他更关注的是政治忠诚和个人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是新右翼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传统共和党政治的延续，尚不明确。新右翼运动中的各种理念，对特朗普政府的实际影响还有待观察。史蒂夫·班农试图在特朗普政府中争取权力，以确保新右翼理念得到实施。特朗普政府中存在着新右翼和传统共和党势力之间的平衡。新右翼运动对塑造美国人品格的关注，与特朗普本人的行为存在矛盾，且难以通过立法来实现。新右翼运动的兴起，可能导致了对传统美德的重新重视。新右翼运动中的一些人主张对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以解决毒品问题，并重建男性气质。新右翼运动对男性气质的关注，体现在对军事扩张和领土扩张的兴趣上。新右翼运动试图通过调整价值观和政策来重建家庭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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