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志瑾

好久没有听到杨奇同志的信息了。2021年10月1日清晨打开手机，一行黑色的字跳进眼帘：粤港著名报人杨奇去世！

噩耗来得那么突然，叫人不敢相信。

啊，种下羊城晚报这棵大树的人，终究走了。很伤感，很悲痛。

· 爱护 ·

1961年2月，羊城晚报与广州日报合并，晚报向上海复旦大学要了四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我刚从上海学校回到苏州家里，就接到了要马上去广州报到的通知。

1961年夏天广东遭受特大洪水侵袭，京广铁路几度中断，我在家待了足有两个星期，一直到9月中旬才出发。我父亲是老派人，他从心底是不愿我去广州的。

但到报社，却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气息。

四个同学中，除去一人是广东籍外，另外三人都是外省人。报社派人带着我们逛了几天广州城，先后去了越秀山、镇海楼、文化公园、体育馆等处。我们在彼此的交谈中，言语都热乎乎的：不用急，话是会听懂的，不要急着写稿。

后来才知道，对于四位大学生的到来，编委会开过会，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同志定了几条要求：要派人带我们逛广州，熟悉街区、熟悉道路；在去专业部工作前，由分管的编委同我们交谈一次；开一个座谈会欢迎我们。

我被分去经济部，分管的副总编辑麦扬同我谈了一下午，就像聊家常，聊我的家庭、我的学校，直到问我为什么要来羊城晚报，很亲切，很热情。报社党委书记、人事处处长申小丛，主持开了一个气氛热烈的座谈会，还摆了精美的茶点，欢迎我们四位同学的到来。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我们到报社不久，“花地”副刊邀请了广州的一批工人作家到花县座谈、休息。本来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可是杨奇同志要我们四个也去，希望我们从与作家的接触、座谈中再学习，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藉此改善一下生活，因当时正是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他用心良苦，叫人深为感动。

对分配来的大学生表现出如此大的热忱，不是偶然的。

省委要求杨奇同志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而要创办这样一张报纸，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少了也不行。

杨奇同志高瞻远瞩，到晚报后，他首先重用了一批笔杆子，但在编辑部内，多数编辑、记者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所以他又向高校要人。这是羊城晚报创刊后，第一次接收四名新闻系5年制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对我们非常重视，很爱护。

· 搀扶 ·

我到经济部后，分线跑银行、财贸。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先后采写了几篇弘扬勤俭持家的稿件。经过深入采访，我又发现在广州的芳村区松基直街，有一个十年不散、互帮互助的居民储金会。

1962年4月12日，羊城晚报以《坚持十年的邻里储金会》为题，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我写的这篇通讯。

杨奇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很高兴。这正符合当时通过对节约、储蓄等群众日常生活的报道，宣传勤俭建国的精神。他在会上说，小龚到报社才几个月，就写了一批勤俭节约的稿件，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居民储金会的典型，很努力，要表扬！

我真是喜出望外。

但路并不总是笔直的。1962年5月8日，我到法院采访，看见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盏台灯，台灯罩是用马口铁敲出来、灯座是用旧材料手工弯出来的，一了解，原来这些灯没有花钱买，是自己动手做的。

这不是勤俭办事业的又一例吗？我就写了一篇小通讯，绘声绘色地报道这事。谁知见报第二天，法院领导就打电话来说，这些台灯是劳改人员做的，《羊城晚报》歌颂了劳改犯……

杨奇同志在全社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但对外他则把责任揽给了自己，给法院写了检讨。

我深深地感到痛悔，感悟到要当好一个记者、写出好稿来，光有热情还不行，光凭勤奋也不行，还要懂政治。

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总得有几个人搀扶。

表扬是搀扶，批评也是搀扶。

杨奇同志是搀扶过我的人。

· 办报 ·

《羊城晚报》创刊时，省委要求：“要办得不同于《南方日报》。”省委领导甚至说过“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

那么，怎样把《羊城晚报》办得既不同于机关报、群众又喜闻乐见呢？从1961年年底起，杨奇同志先后两次在报社组织采编人员，开展攻“新”字的讨论。我参加过几次讨论和座谈。

杨奇同志说，所谓新闻，主要是指消息。如果报纸不以消息为主，也就不成其为“新闻纸”了。新闻要新，首先要有新鲜的事实。

在讨论中有的人说，记者不可能及时了解各种新发生的事，只要记者刚发现，虽早已发生，但主题还是新的，不也是新闻么？

杨奇同志说，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必须具备五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首先是内容新、时间新，报道角度也要新。

这样的讨论，使采编人员渐渐明白：没有新闻特征的工作经验介绍，没有新鲜事实的典型报道，一般性的生产动态等等，都不是羊晚要选择的新闻。

杨奇同志说，记者应当以主要精力写好消息（新闻）。一篇好的消息，不光要短小，而且要精悍；一个好的记者，不光能采访到新鲜的事实，而且要写得文采斑斓、引人入胜。这些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慢慢地，羊晚一版的新闻，篇幅短了，条数多了。群众关心的事、议论的问题，端到报纸上来了：《糟蹋蔬菜何时了？》《三轮车乘客的呼声》……

这样的新闻，要到生活的海洋中去找寻。杨奇同志还叮嘱大家：记者要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广交朋友，从这里去发现新闻。

1963年左右，我到海珠区沿江路广东纺织厂细纱车间劳动，一周去两个半天，持续了有近一年时间。那时，我一边推着小车，拔细纱机上的筒管，一边观察工人的劳动，空闲时和她们交谈，就这样采写了一批反映纺织工人生产、生活的消息和图片，并和厂里的干部、工人结成了朋友。

在记者生涯中，杨奇同志的指引让我增添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杨奇同志从抓“新”字着手改进新闻报道，是一个重大突破。它进而奠定了《羊城晚报》“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独特办报风格。报纸的日发行量从创刊时的8万份，逐步提高到30万份，最后到“文革”前的50万份。每天午后出报，总有一批读者在报摊等候买报纸。

杨奇办了一张“不同于机关报，又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党报，他为羊城晚报创刊时省委领导出的这道题目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 不老 ·

“文革”后，杨奇同志去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又去了香港，就很少见他了，听说他依然在办报。但1992年他离休回广州后，每年省老记在东方宾馆开迎春茶话会，又总会见到他。

他坐在主席台下面的大圆桌前，见我走过去叫“杨奇同志”，他亲切地站起来，依然叫我“小龚”，还问“你夫人来了吗”？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不摆架子，几十年来，报社上下都不称呼他的职务。

杨奇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退伍老兵，如今“早已不会办新时代的报纸了”。这是他的自谦。尽管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自媒体异彩纷呈，但他提出并实践了的办报主张——

“新闻报道的中心应当是人民群众，即使是短短的一则消息，也应尽可能写人的活动，要有人的生气、人的声音。”

“报纸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耳目和喉舌。”

——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媒体，都不能忽视的，我想。

杨奇同志的办报思想不会老。杨奇同志千古！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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