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撷珍】

正是高考高招季，人们对各类大学的相关信息格外关注。

一场名为“文化新猷——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的展览，正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隆重举办。展览开幕两个多月，依旧热度不减，吸引了28万多人次前来参观，重温这所特殊高校短暂却辉煌的历程。

达德学院是香港教育史上继香港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大学，于1946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

这所学院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由当时的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在香港创办的一所全日制文科大学。围绕它，发生了一段名留青史的香江教育传奇故事。

在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达德学院办学时间延续至1949年2月。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汇聚任教，近千名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孜孜以求。学院实行新的教学管理模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成功典范载入史册。

壹时势催生达德开办

在“文化新猷——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现场，策展团队设置了一个“遇见时光”沙漏，沙子来自香港青山湾畔，标识出79年前正是在此处，诞生了香港教育史上的第二所大学——达德学院。

香港达德学院是应时势而生。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许多进步学者、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香港；华南抗日纵队北撤时留下来的干部和青年战士，部分被疏散到此；来自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青年也云集香港求职、求学。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达德岁月——香港达德学院纪念集》中显示，从1946年8月达德学院筹备小组成立，到10月10日正式开课，不过用时两个多月，就办成了一间初具规模的正规文科大学。

据达德学院董事、时任民盟香港总部宣传委员的丘克辉回忆，1946年夏，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农工民主党南方组织的负责人张文、杨逸棠、丘克辉、张琛在离开广州前，曾谈论到香港后的工作问题，议及当时已有一批著名进步教授及进步青年抵达香港，既有师资、又有生源，已具备筹办大学的条件，当即委托张琛于该年8月初向中共广东区委提出建议。

其实，早在1945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与国民党左派、原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重逢时，了解到陈热切期望返回祖国，就热情地邀请他回香港办学，为人民解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6年夏还致函催促。

1946年7月，陈其瑗回到香港，找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提出办学之事，同时立即开始搜集有关办学资料，积极筹备。他还写信给当时在广州上学的女儿陈兰英，要她抄录广东国民大学的章程等资料，邮寄到香港。

中共广东区委马上积极响应，开始着手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筹办大学。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丘哲等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都表示支持，并纷纷赞助筹办这所香港的高等院校。

各种因缘合力之下，筹办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从一开始，香港达德学院便肩负着不一般的使命。筹备小组议定校名为“达德学院”，“达德”源自《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岭南文化学者钟哲平曾在《听外婆讲香港达德学院的往事》一文中记述，自己的外婆庞永带16岁时在香港爱国商人家中做工，后来成为民盟、民革在港领导人张文的助手。张文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与筹备香港达德学院。从筹办至开学，庞永带在张文的安排下，一直帮忙秘密接待该校的老师和学员。数十年过去，庞永带依然记得，“达德师生有时会乔装到张文的住处碰头，男的穿西装打领带，女的穿旗袍涂口红，打扮成先生太太的模样。我给他们送茶水零食，还在楼下站岗。”

按当时港英政府要求，新办的高等学校要有符合规定的校舍、一定的经费来源和合格的英文教师等。仓促之下，这些不低的门槛，都被筹备小组想方设法快速克服了。

抗日名将蔡廷锴欣然将位于香港青山湾的泷江别墅，拨借给学校作为校舍。芳园的主楼是一栋三层别墅，除了办公室、医务室和图书馆，还有其余10余间房可用作教室。园内还布局精巧地设有“民主礼堂”、师生宿舍、篮球场、排球场和一个小型泳池，整体占地面积不大，却已可应付学生上学所需。芳园附近的一些店铺、农舍等，则被租作男生宿舍。

筹备小组通过香港政府教育司人士转交筹办达德学院的申请，不久，收到了港英政府同意试办的答复。1946年9月中旬，达德学院登报招生，9月12日刊登在香港《华商报》的广告显示：“达德学院招生，本科二百名，夜校专科班一百名……”

丘克辉记得：“达德学院第一次招生录取了100余人，并招收了二年级转学生10余人。开学前后还陆续录取了有关单位介绍来的二三十人。”

贰独树一帜真才实学

1946年10月10日，香港达德学院正式开学，揭开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灿烂一页。

学院创办人和教师抱着高度的热情办教育，不因袭旧教育传统，也没有照搬内地解放区的办学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向，在非常年代和非常地方，有声有色地把达德学院创造性地塑造成一所新型的进步学府。

达德学院提出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实用人才”，明确反对走入极端的“传统教育”“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等。这在当时当地，有振聋发聩之感，也容易为学生、家长以及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而养成“实用人才”，更是海外华侨的渴望。

“‘真才实学’是我们的目标。”1949年元旦，达德学院院长陈其瑗在《新岁新努力》的文章中表示，“为了培养的是真才，学的是实学，那么我们希望同学……不仅有正确的思想，进步的理论，改革社会的方法，并且要有经济、行政、文化、教育各部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知识。”

达德学院文哲系校友曹直编著的《文化青山——香港达德学院概况》一书，详细回溯了学院的院系设置。学院实行三年制，学生修满120学分可以毕业。课程编制主要分商业经济系、法政系、文哲系三大系，包括经济原理、中国建设问题、土地问题、国际贸易与金融、法学通论等110余科必修或选修科目，极具专业性和实用性。此外，学院还有会计专修班、新闻专修班、预备班等三个短期专业班、50余个科目。

“达德学院课程的编制全面系统，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实用精神，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其目的就是在短期内培养出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为建立新中国所用。”长期研究达德学院历史的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该校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智鹏指出。

在此教育理念、方式下，学生们不但学到很多实用知识，在政治思想觉悟上也迅速成长。

原广州市文广新局巡视员刘宛子回忆，其父刘经亚是达德学院商业经济系1947级秋班学生，在校时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萌生了共产主义信仰，又加入了党的外围进步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后被批准秘密参加党组织的游击战争学习班。1948年2月，刘经亚离校到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达德学院的民主管理模式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院务委员会”是由学校行政领导4人、教授代表3人、学生代表4人组成，共同商讨和决定学院重大事项。这不仅能推动校内各方思想的沟通、情况的交流，使作出的决定更符合实际，而且经学生代表迅速传达，更能调动学生支持、执行决定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办好学院的责任感。

曾担任达德学院筹备组成员、注册主任的黄焕秋认为，“达德学院是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高教领域进行改革探索的硕果。”

叁名家云集桃李芬芳

达德学院办学时，许多著名学者云集香港，学院得以汇集一批著名的各党派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学术泰斗，成为一大特色，学生们也因此获益匪浅。

2018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李崴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达德学院：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联合办学的典范》。文中谈到，达德学院成立后，董事会聘请了黄药眠、沈志远、杨伯恺、千家驹、狄超白、章乃器等30多位名家担任教师。

随着民主党派成员、进步人士陆续到港，学院又增聘邓初民、翦伯赞、杜国庠、许涤新、陶大镛等文化精英任教。时隔多年以后，香港媒体还以“师资特佳，网罗一时俊彦”赞誉达德学院当年群贤毕至的盛况。

广东老作家朱崇山也曾就读于达德学院，据他回忆：“教授上课很受学生欢迎。狄超白讲课清晰明白，邓初民鲜明通俗，侯外庐精炼深刻，千家驹深入浅出，沈志远条理精深，章乃器广博思辨，黄药眠简练多彩，钟敬文自成一格，胡绳博大精深，杜国庠丰富含蓄，楼栖简洁精辟……各有特点。”

就在今年3月26日，本次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在广州农讲所开幕前两天，达德学院1948级学生王明爱离世，享年96岁。女儿王宇红代表他前来参加展览开幕式，她说，父母在达德学院求学的经历是全家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学生仰慕达德，最重要的是其无与伦比的师资队伍。”多年以后，王明爱还反复跟家人提起当年在达德学院上学的情形，“一听课，我们马上被教授们的民主风度吸引住，更为他们渊博的知识、忘我的爱国热情，和不畏权势强暴、永不屈服的人格力量所折服。”

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乔冠华等政治活动家，以及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名家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周而复、冯乃超等都到过达德学院讲学。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学院参与讲座的进步社会名流就有40余人。

《文化青山》中记载了不少讲座的细节。1946年11月，第一位到校举行讲座的是何香凝，讲题是《孙中山先生的最后时刻》。随后，李济深到校演讲，题目是《七上庐山》，讲述他被蒋介石幽禁的经历。

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更是多次出现在达德讲坛上，光1947年11月他就讲过两次，主要讲评国内外形势。讲课时间最长的要数郭沫若和茅盾两位作家，一开讲就是整整一天。这些珍贵的讲授，极大扩充了达德学院的课程内容，开阔了学生的社会及人生眼界，成为大学的另一个知识宝库。

名师教导下，达德学院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文化新猷——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现场显眼处，挂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霍英东先生为达德建校50周年的题词“桃李芬芳”，这是对其办学效果最贴切的赞誉。在两年多的办学期间，达德学院共招收三届学生，先后培养了近千名优秀学生。

“达德学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把当代中国一批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培养出一批品德高尚、学有所长的爱国青年。”刘智鹏教授说。师生们离开校园后，很多人随即北上，有的回到闽、粤、赣前线参加解放战争，有的在华南地区接管当地财经机关，有的到北京参与其他革命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作出贡献。

来自广东化县的李卡1946年就读于香港达德学院文哲系，1947年夏进入北江游击区，任粤赣湘先遣支队司令部参谋，1949年9月牺牲，是为祖国解放事业牺牲的18位达德校友之一。

王明爱等约60名达德学院的华侨学生，由党组织安排乘船到达北平，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1949年10月1日，他们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后来，青年训练班的校友先后被分配到侨务系统、涉外文教宣传部门、中央机关等单位工作，成为业务骨干。

肆骤然封校余脉赓续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日渐明朗，港英当局也逐渐开始限制和镇压在港中共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动，达德学院自然成了主要打击对象。

1949年2月22日，正值北平和平解放后22天，达德学院全校师生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加上新学期即将来临，招生工作正在进行，校园里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传来学院被港英当局取消注册、实际封闭的噩耗！这对全校400余名学生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学校不保，大家面临失学的困境。

2月24日，师生们从香港《华商报》刊登的消息《香港政府突然下令，取消达德学院注册》中看到，封校的理由是：“港督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该院‘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项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此消息令“全校师生惊异，各界均表遗憾”。

在2001年举办的达德学院建校55周年纪念会上，曾担任达德学院筹备组成员的黄焕秋回忆，获悉学院被封消息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从大局出发，只通过舆论谴责港英政府，不作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保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人民政协不受干扰；海外回来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去北平，学生可参加工作或继续求学；大部分学生和职工、干部可转移到华南游击区去参加工作；商经系学生可进入由财经委派人开办的建中财经学院，继续学习，以后由财经委负责送回解放区参加金融、财经、贸易工作。

这些“达德青年”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而他们及家人的达德情结一直延续至今。

1984年，“香港达德学院校友会”在广州诞生，多地校友响应，约300人在羊城聚会；其后，广西、湖南等地的校友会也相继成立。

随着达德校友的逐渐离世，其后人接过了整理达德学院历史的接力棒。在同为达德校友的父亲黄焕秋、母亲张杰的影响下，黄小毅从2017年开始整理香港达德学院老校友们写的回忆录、书信等文件，他迫切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达德学院里的学生不少本是富家子弟，但他们出于爱国热情，脱离了原家庭来参加革命工作。他们求学的过程，是追求真理和锤炼本领的过程，使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2005年和2025年，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先后两次举办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唤醒时人对这一段珍贵历史的回溯与重视。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也是目前收存香港达德学院文物藏品最多、种类最丰富最全的文博机构之一。

【访谈】

“这是一次杰出的合作”

刘智鹏

羊城晚报：在达德学院办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如何发挥作用？

刘智鹏：达德学院的顺利开办，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民主人士紧密合作的杰出成果。从最根本处去思考，达德学院其实就是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但当时形势下不方便公开出面，就在后方提供支持，而由与之关系密切友好的香港民主党派出面办学，向港英政府争取合法注册学院。

羊城晚报：香港达德学院有哪些办学理念是走在时代前列？

刘智鹏：那可厉害了！当时他们要办一所民主大学，一所非常注重实用的学校。

第一，学院董事会、老师代表、学生代表团结在一起，讨论学校的发展方向、经费的筹措、学费的收取标准等。这就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办学方式。

第二，他们上课也非常民主。学校很重视老师跟学生共同参与的讨论课。因为当时学生人不多，老师可以跟学生充分开展讨论，例如一位老师与十个八个学生，在课堂或者是外面空间热烈讨论，这个方式非常受欢迎。

第三，达德学院是当年除了香港大学外，仅有的在港高等学府。他们定期举办一些专题讲演，邀请到茅盾、郭沫若、乔冠华等著名人士来讲学。很多港人专门花时间跑过去占位置、听讲演。

第四，推动了开放、自由、民主的学风。因为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中国需要大量相关人才，所以学院培养的是学术和实用相结合的人才，比如商业、经济、法学等，都是社会急需的人才。不少学生后来在华南地区成为第一批财经干部，去接管部分银行。

羊城晚报：香港达德学院办学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智鹏：达德学院可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例子。学院有非常强大的教授阵容，可能当时全中国都没有哪所大学有那么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连港英政府都表示，达德学院教授水平高过香港大学。看到了达德学院第一年的办学成果后，很多学生就从内地、东南亚慕名而来报考。

因为达德学院开学不久，蒋介石就公然违反《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有的同学就迅速要求回到内地去参加革命，还有的在战争中牺牲。1949年2月学院行将停办时，绝大部分学生立即北上参与革命，到不同地方帮助接管解放区。有的还在中央或地方的重要机关成为骨干。

【延伸】

校舍来自抗日名将遗址已得永久保护

香港达德学院筹办时，一时找不到合用的校舍。筹备小组组长陈其瑗与广东罗定籍抗日名将、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的蔡廷锴早年结识，并有较好的交情。

1938年广东国民大学迁往香港时，就曾借助蔡廷锴的泷江别墅复校。此次创建达德学院，筹备小组再次找到了蔡廷锴。蔡将军慨然允诺。

蔡廷锴曾于1936年-1946年居于芳园，当时的建筑费用是17000港元。该别墅的面积有2万多平方米，其主楼是一座三层石米洋房，占地500平方米；院子围着一道灰白围墙，院门上留有“芳园”两个黑字。

1949年，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无理封闭后，这处校舍转让给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使用，改办“何福堂书院”，后来其主楼被命名为“马礼逊楼”。及至1999年，该址当时的拥有人希望将其做其他用途，还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包括打算拆卸址内所有历史建筑物等。

对此，香港传媒纷纷表示关切，社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新界区议员都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应把达德学院旧址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保护，教育后人。经过多方数年努力，“马礼逊楼”于2004年被正式列为香港法定古迹，长久寄托人们对达德学院的缅怀与纪念。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羊城晚报社联合主办

文 | 记者黄宙辉实习生胡思婷通讯员任海虹张金梅柯楚彬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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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史 | 三年达德，成就一段香江教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