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5“岭南大讲堂”第四期讲座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以“苏东坡的生命长卷：困厄与超然的对话”为主题开讲。

借彭玉平教授开讲岭南大讲堂之际，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彭教授。彭玉平表示：“苏轼教给我‘八面受敌法’去读书，每读一遍都带着新的问题去。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挖不尽的‘宝山’，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

以下是部分对谈实录：

羊城晚报：苏轼、王国维是您研究的重点。他们的生命经验，有怎样的异同？

彭玉平：在我过往的生活中，苏轼和王国维占有我的生命长度有点差别，王国维即将成为过去式，苏轼正是进行时，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王国维与苏轼的生命质量或者生命体验并不一样。王国维从小身体孱弱，他在30岁时写过一篇自序，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他的身体从小就弱，他的膝盖经常出现问题，严重到没法走路，需要卧床。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不到半年，就因为腿病而中断学习，回到国内养病，而在上海期间腿病再次发作，所以再次回到故乡浙江海宁养病。

而关于苏轼的身体情况，他在乌台诗案之前的文学作品和书写，并没有太集中地强调身体的病痛。但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先是被贬到黄州，差不多十年以后又进一步被贬到惠州和儋州，这一时期的他对自己身体病痛的描述，是他与友人往来书信的重要内容。

苏轼虽然有强大的精神，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身体到了中年以后，一直经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看苏轼的文学作品，其中充满从容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那是从病痛中走出的从容，特别不容易。

羊城晚报：苏轼、王国维研究都是学术界的“显学”。您为何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方向？

彭玉平：我想这与我的学术理念有关。严羽说学诗要“取法乎上”，跟谁学习体现了学习者的追求和方向。对我来说，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抓住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问题、核心问题和一流人物。因为这些问题和人物代表了过去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的高度。往更高的高度去看，也能打开我们更广阔的眼界。

我很早以前就对王国维有所了解，也很佩服他。因为他早年研究哲学，当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风气还没形成，但是他已经在大踏步地关注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走在了那个年代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前面。

王国维读西方哲学，认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换句话来说，他希望通过西方哲学探究人生的问题以及人生的出路，但西方哲学并不能给他一个圆满的答案。所以他就转而向文学求索，因为文学能给他直接的慰藉。

王国维早年的文学梦持续了近七八年，包括做词学、戏曲、小说以及美学方面的研究。但他辛亥革命之后去了日本京都，就在罗振玉的引导下开启了文字音韵与传统经史研究，从金石到甲骨文，回到上海后写了著名的“两考一论”，即《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奠定了他在甲骨学或上古史研究当中的地位。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观堂集林》横空出世。这是王国维勤奋的见证，更是他天才智慧的见证。勤奋是他的一个标签，但是天赋是他更大的标签。

王国维从哲学研究到文学研究、文字音韵研究，再到上古史研究，这些学术研究涉及了多个领域。但无论在其中的哪个领域，他都能走在那个时代的最前面，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我觉得王国维就像一座挖不尽的“宝山”，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所以进去以后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我在20多年中不断地读王国维的书，不断地发现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我关注苏轼的理念也是一样的。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包括其他领域的一个经典形象，所以我要盯着经典去研究。其实我读得最多、最细的是苏轼的书信、年谱。我读苏轼的书信少说有七八遍，每读一遍都是带着新的问题去的，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法”。这是他教给我的读书方法，我回过头来用在读他的书信，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文|记者朱绍杰梁善茵何文涛

视频|记者朱绍杰梁善茵何文涛余梓涛实习生曾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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