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到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呢是连作，它的总标题叫做《地下铁事件》，其中第一本书名是简单的《地下铁事件》，第二本呢，另外一个书名叫做《约束的场所》。这两本书很可能是包括村上春树的书迷可能都是最少读、或者是最少注意到的书。但是这两本书对于村上春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以及村上春树他在1990年代后期之后，作为一个小说作者他的追求、他的小说作品当中究竟在写些什么，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关键地位的。如果大家对于村上春树有着好奇、有着喜爱的话，其实都不应该错过了《地下铁事件》这两本书。

从《地下铁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村上春树，跟例如说，从《挪威的森林》所看到的村上春树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当然，要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地下铁事件”。这是1995年3月在日本的东京，爆发了惊人的、全名应该叫做“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这个事件在经过了调查、结果之后，发现它后面的主谋的元凶，就是“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而也在2018年，我们看到日本社会，日本司法史上另外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延宕了这么多年之后，麻原彰晃终于被判处死刑，而且执行了死刑；所以地下铁事件又重新回到日本社会的集体的记忆上面，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在所有的讨论当中，也就必然会提到、必然避不过村上春树为这个事件前后所写的这两本书。

在1995年发生了“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花了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后，村上春树他先是采访了62位受害者，然后排比他们的证言，出版了《地下铁事件》。完成了《地下铁事件》之后，村上春树又接着，又进行了对于事件的凶手，也就是奥姆教这些成员的采访，终于成功地访问到了8位曾经加入奥姆教团的人，所以就把他们的自白描述也编辑起来，就变成了《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2》。

在《地下铁事件》前言，村上春树清楚地交待了他为什么当时会去写《地下铁事件》，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跟这个事件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放下过去一直都是写小说的身份跟方法，去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看到了一个报道，在这个报道当中，有一位“地下铁事件”当中的受害者，进了医院、受了治疗，出来之后，却发现整个社会对他有一种冷漠，甚至有一种逃避、回避，因而让他非常的痛苦。这个故事、这个经过，是借由这个受害者的太太讲出来的，这件事情打动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村上春树，他就开始在心里面盘旋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像是“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这些受害者，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这个事件，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它是random violence，它是一种没有特定对象的暴力、残害事件，奥姆真理教在麻原彰晃的指使下，这些成员，他们跑到东京的几个地铁站，去释放毒气，所以到底谁会被这个毒气所害，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人会知道。当然我们对莫名其妙、没有因为任何的动机，也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不过就是在那个关键的、倒霉的时刻刚好经过了地铁站。我们对这种人，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他们？

当时，村上春树就意识到一件不太对劲的地方，那就是，新闻对于这些受害者，基本上用他后来的语言来描述，是叫做“空对地”的态度；所谓“空对地”的态度，就是像是鸟瞰一样，从空中相当高的距离去看这群人，把这群人通通都叫做“受害者”。当你把这群人都叫做“受害者”，最大的问题是，这群人好像就被取消了他的个体性，他们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他们到底在哪里生活、他们到底做什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点都不重要，这个时候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看到他们、关注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身份，就叫做“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所以在这样描述他们的时候，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也就是取消了他们作为一个个人的存在，这个受害者身份，压过他们自己在生命、生活上面所有其他的意义，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吗？或者当你被用这种方式对待，你会有什么感受？出于这样的一种关怀，村上春树暂时放下了他当时在写的小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到处去找这些受害者，跟这些受害者最主要问：“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经历了事件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传统上面，我们说为了要了解、或者为了要调查“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而做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一个新闻的调查报告。

关键的重点在于，村上春树他要示范，或者是他要实践他自己所说的，叫做“地对地”的角度，“地对地”的角度，意味着要还原这每一个受害者他们都是“人”。所以他采访了62个受害者，然后把他们所说的话，采集、编辑在一起，就有了《地下铁事件》。这个地下铁事件，因此它让我们看到、感受到，一个一个个别的、在这个事件当中被伤害的人，他们应该得到我们最基本的尊重——就是把他们当做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聆听他们个别的故事，而不是把他们全部都放在一起，变成没有名、没有姓，单纯就是“受害者”而已。

这里面已经也有着村上春树他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人文关怀，或者是，甚至到后来联系到他自己小说创作上的一些基本的信念。为什么要写小说？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在这个社会或集体的眼睛里面，我们永远看不到他们，我们看不到他们作为一个个人、个别的部分，只有透过小说还原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作为那样的一种尊严，跟他们的基本作为一个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职责。小说家，依照村上春树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所拟定出来的基本的方向，那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以一种“地对地”的方式去了解人，去呈现人。

写完了《地下铁事件》之后，接下来为什么又会有《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2》呢？所以从形式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对《约束的场所》这本书做两个重要的预设的判断：第一，这本书它的内容的主轴，是要对于奥姆真理教进行认识跟理解。奥姆真理教它的存在跟运作，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尤其是村上春树，他就是要用一种忠实的记录的方法，来让奥姆教教徒他们的思想和意见在这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单纯地，就实与写实，没有小说家可以虚构跟挥洒的空间，也没有小说家介入、去参与改造内容的机会。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最难找到，也应该在预设上面就了解，为什么刚刚讲说村上春树的书迷最不可能来读这本书、最少来读这本书，因为这里面没有村上春树，或最难找到村上春树的个人色彩。因而那些着迷于村上春树独特文字风格啦，或者他所创造、塑造的，小说里面神秘、斑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读者们，尤其是不在东京、不在日本，更没有经历过1995年“地下铁事件”冲击的读者，大概很少人对于这本书会有强烈、紧密的认同。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性质。

第二项，我们也可以了解的，那就是，从前一本《地下铁事件》延续下来，我们大概也就预期跟了解，在《约束的场所》这本书里面，村上会节制作为他自己的角色，他会压抑，让自己就是单纯扮演一个聆听者跟记录者的角色。而尽职的聆听跟记录，它的前提就是必须要先悬宕或悬置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呢，我们会认为，或我们会这样来看这本书：村上会让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他们自己来发言。他不表明，也不发表自己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看法。从一个角度，也就是从表面的这样的层次来看的话，这两项判断是对的，或者说，的确存在在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在《约束的场所》的前言里，就很诚恳地说，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听取人们的谈话，把所谈的话尽可能化为容易阅读的文章，就是要深入地分析对方精神的细部；乃至于对他们立场的伦理，或理论的正当性加以种种评断，并不是这一次采访的目的。有关更深入的宗教论点，或是社会意义的追究，我希望能在别的地方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去评论，那样应该会比较确实。和这成为一种对比，我在这里想要试着提出的，毕竟是从‘地对地’观点所看到的他们的姿态。”

所以《约束的场所》延续着《地下铁事件》，村上春树都是要一种谦卑谦虚、聆听者的角色去接近这些人，把他们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因而也就压抑或者是限束了他自己原来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角色。不过，村上并没有真正放弃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些人他的看法和评断。他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村上春树的两本书，分别是《地下铁事件》跟《地下铁事件2》，也就是《约束的场所》。在这两本书当中，尤其在后面一本，因为《约束的场所》是要访问这些奥姆真理教的人，所以村上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不让自己流露出，说“你们怎么这么坏，这么邪恶”这种高姿态，也不让自己流露出这种“你们怎么这么笨、这么蠢，像麻原彰晃所说的这么荒谬的话，你们也会相信”的这种高姿态。因为不管是哪一种高姿态，如果采取了这种高姿态，就会违背村上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叫做“地对地”的这种视角。也就看不到他试图要揭露的奥姆真理教的真相了。

毕竟，村上春树他之所以暂时离开了小说家的身份，陆续去采访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还有后来的加害者，也就是奥姆真理教的教徒，这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他看到日本的媒体、日本的知识界，都是用一种“空对地”高高在上的方式在看待这些人的。在重大事件所产生的迫切感影响之下，也是在习惯性的傲慢态度的支配下，别人都还在没有弄清楚事实跟感受之前，就已经先急着要解释、要评断——这是“空对地”态度的另外一种问题跟缺点。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但你好像已经对这些人有了很多的意见、有了很多的评断。村上就是对这样的现象感觉到困惑、感觉到不满，所以他才会放下他自己写小说的笔，把这种原来写小说的时间拿来用在这些调查上。所以不管是在《地下铁事件》或者是《约束的场所》这两本书里面，我们都看到过，受访者特别表示说：“像今天这样能好好听我们说话的采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真令人感叹，证明了村上春树的确他认真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这种“地对地”的谦虚体谅的承诺，要不然也不可能从受害者、还有奥姆真理教的教徒那里挖掘出这么多深入、而且深刻的内容。

不过，藏在这样一种表层底下，在这本书，尤其是《约束的场所》里面被彰显出来，因而进而大放异彩、改变了整本书性质跟意义的，是从这种“地对地”角度所产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村上春树他用“地对地”平等的态度，来接近这些奥姆教徒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几乎绝对不可能会去碰触到、绝对不可能具备的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因为所有其他的人，当你想到这些人，莫名其妙地毒死了、害了这么多人，想到这些奥姆真理教跟他们恐怖而且邪恶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基本的反应，几乎是最自然的一种反应，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一方面是一种由上而下，这种道德慰藉的轻视跟鄙薄，另外，当然就是设定“我跟这群人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会认为这群坏蛋跟自己中间是天差地别，有着纯然的异质性。大部分、绝大部分日本人，或者是，即使我读这本书，绝大部分读者，我们也都不可能接受，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他们在麻原彰晃的指使下，就跑到地下铁去散放沙林毒气，明知道会滥杀无辜，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些人不可能会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如果发现了这些人跟我们有任何相似跟雷同的地方，仿佛我们的生命就会被那不可原谅、不可逼视的邪恶所侮辱、所污染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先入为主，我们要看的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最邪恶最坏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去看，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让自己不被牵连、不被污染。因此，这种眼光看出去，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他们非得要是一群怪物不可。

可是，从“地对地”角度出发的村上春树，他就很快地感受到，而且更可贵的，他在书里面就承认，他自己在访问奥姆真理教教徒的时候，让他很不安的是，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那么多类似的地方，用他自己在书里面的话说：“我和他们促膝交谈之间，不得不深深感觉到，小说家写小说的这种行为，和他们希求于宗教的行为之间，有一种难以消除的类似共同点存在，其中有非常相似的东西，这确实是真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村上春树竟然在奥姆教徒，这些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恶的“怪物”的身上，看到跟他自己相似的地方，而且相似的源头，不是什么生活上琐碎、无聊，例如说早餐都喜欢喝咖啡、或都喜欢煮意大利面，不是这种琐碎的行为，而是双方都认为是生命当中意义创造的最核心的力量，那就是——奥姆真理教教徒他们的宗教的追求，还有作为小说家的村上春树他自己的小说写作。

所以，从这个突破的开始，这本《约束的场所》有了一个潜藏跟贯穿在各章零星生命故事之下的一个主题跟一个主调。更重要的，村上春树他已经先承认了，自己跟这些人有相同的地方，反而才能够更准确地察觉到他自己跟他们最关键的歧异点在哪里。村上所发现的他自己跟奥姆真理教徒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他自己跟奥姆真理教徒同样感受到，对于日本这个集体化的社会如此格格不入。

日本，尤其是以前的日本、传统的日本，存在着非常非常强大的“多数机制”，用各种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的奖励或惩罚，逼迫在那个社会里面成长的个人，你非得要隶属于这个集体。隶属于集体意味着，你得要接受多数的价值、多数的意见。多数机制强力笼罩的情况底下，你就可以想见，作为少数有个性的人，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不管是你是不愿意、或者是没有办法，不能或不为，你就是没办法融入到这种多数群体的人，在日本这个社会生活着，你的命运会非常的凄惨，会非常非常的坎坷。比如说，小学在学校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人一定都会是在班上、在学校里被霸凌的对象，这种人他自己想的、自己要追求的，没有办法讲出来、不能够跟别人沟通，因为讲出来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就被欺负。所以在奥姆真理教教徒的身上，村上春树就回应看到了自己青春期，跟这个集体社会冲突、龃龉的过去跟它的记忆。

当然，这我们就必须要归功于村上春树他认真执行了刚刚前面所以提到的他自己说的，叫做“地对地”的平等看着对方眼睛的采访的原则；还有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向来必然对于“个体”要有种高度的好奇，而这个好奇心背后，也必然要含藏着一定的尊重。所以，在那个访谈的过程当中，他总是先从受访者的身世背景，非常非常地耐心地问，更重要的是，耐心地“听”，所以他才发觉到，这些人的共同点跟他一样，都是对于集体社会多数机制有着很多很多冲突、不愉快的经验。所以村上发觉了，他也认为，奥姆教徒他们会出家、投身在这个教团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自我无法在既有的家庭跟社会的筑构底下获得伸张。奥姆真理教教徒他们在教团里找到的，对他们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就是他们遇到了其他同样不能忍受、不能适应多数机制的人。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就发觉说“原来有别的怪物、有跟我一样被认为是‘怪物’的人，藏在社会不同的角落，以前我永远碰不到他们，到教团里面，这些人都在这里。”所以在原来的多数机制的逼迫底下，他们永远觉得自己那么样的孤单，必须要自己孤零零地忍受周围歧视、指责或霸凌，不管是用眼光，或者是用行为。所以也就必须要接受说“我就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就是个怪物”“我没办法融入多数”“这是我的问题，我的生命因为这样就没有价值，这是我的错，我改不了”。但是这样的人，他竟然在奥姆真理教、在教团里面，遇到了其他真正的、他以为一直不可能存在、也找不到的“伙伴”，因而就产生了他们心理上面有一种温暖、有一种“解放”，就是“这不是我的错”“我可以在这里，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吸引力，更是多么重要的安慰。

所以，当村上他说，小说家写小说这种行为，和他们，也就是奥姆真理教徒希求于宗教的行为之间，有一种难以消除的类似共同点存在的时候，这也是村上春树他在反省跟揭露自己的小说经验的主要的核心。为什么去写小说？小说对村上春树，也是一种逃避跟追寻的辩证的统一。他要追寻真实的自我可以发挥跟发展的机会，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要逃离日本的教育体制还有日本集体社会价值的控制。

那我们也就非常重要地明白了，刚出道、刚成名的那几年，村上春树为什么总是反复地强调，他不曾受到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小说传统的影响，他跟这个传统很陌生。那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村上一直拒绝被视为一个“很日本”的作家，也对人家在他的作品里面看到他的“日本性”表示了高度的怀疑跟保留。因为他跟这些奥姆真理教徒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那个大的集体的一个“圈外人”。但是，当然他解决作为一个“圈外人”的孤独感的方法，跟奥姆真理教徒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当他在解释，或者在分析奥姆真理教徒他们到底深层的精神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他们会相信麻原彰晃而去做这些事，村上春树这本书也就有了非常独特的价值。

关于他提出了什么答案，可以请大家来读村上春树的《约束的场所》。

注1：

音频内讲者使用书籍为中国台湾版译名《地下铁事件》《约束的场所》；内地版书名为：《地下：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地下2：应许之地》。

注2：

“杨照书话”系列节目由杨照和方所联合制作。

本音频和文字稿由方所剪辑和编写而成，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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