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两本书，是村上春树的《地下铁事件》以及《地下铁事件2：约束的场所》。尤其要特别介绍的是《约束的场所》，这是在1995年3月发生了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村上春树曾经花了相当大的力气，终于成功访问到八位曾经加入奥姆真理教，曾经是麻原彰晃教主的信徒的人。把他们如何加入教团，以及如何参与在“地下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当中的角色跟过程，做了非常诚恳的告白的记录。

这本书《约束的场所》，其中有一些内容，以及它对于村上春树对自我的认知的理解。除了写在这本书之外，村上春树曾经为了《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长篇的文章，来交待他自己跟地下铁事件之间的关系。村上春树曾经在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写过一篇长文，让美国的读者能够理解他在小说创作上面一些关键的事件。那篇文章后来并没有真正翻译成英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面，不过在村上春树的散文集里收录了这篇文章，在篇文章里面，村上春树有些问题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很重要的一件事请是，是在《约束的场所》成书的访问过程当中，村上吓了一跳，因为他发现，这些奥姆真理教教徒，在他们年轻、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学校里面许许多多的经历，他们所描述的，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跟村上春树自己在念中学时的经验，是如此的相似。换句话说，他感觉到在奥姆真理教这些教徒的身上，有跟他自己一样的一种特殊个性，这个个性就是他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接受，在日本这个集体社会，要每个人“千人一面”、要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性，都融入在群体的那样的一种压迫性。他们都是为了要找到，能够离开这种压迫性的路径；因此这些人后来就是因为这样，被麻原彰晃和奥姆真理教给吸引。不过我们可以体会，村上春树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的震撼，意味着对他来说产生了一个新的、针对他自己个人非常非常重要、不得不去解答的一个问题。意味着，村上不得不问自己说：这表示我有潜在的能力，我有可能变成麻原彰晃的信徒吗？我有可能只是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转折，我走了不一样的路，所以我没有变成奥姆真理教这些邪恶的、去害人的、去释放毒气的人吗？是这样吗？

这些内在的、存在危机上面的问题，村上春树的的确确探索过。文章里面，他很快就告诉我们，还好，他很快找到了答案，他找到的答案，那就是，他开始问所有这些被他访问的真理教的教徒，而这个问答，并没有写在《约束的场所》的书里面。但是对他来说，再关键不过的一个问题他一定要问：“你们年轻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你们看小说吗？”他就发现，最大最大的差别，后来变成奥姆真理教教徒的这些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不看小说。所以小说是他之所以跟这些人——非常非常重要——产生差距的地方。

那为什么小说可以产生这么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村上借由写小说，在虚构当中去进入别人的生活，他取得了奥姆真理教教徒从来没有具备的一种能力，叫做“用同理心去了解别人感受”的能力。作为一个小说家，你非得要写别人的生命不可，你非得要写到自己以外的其他角色，你得要进到这个角色的生命，你要对他的生命有所好奇；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不然你怎么样变成一个小说家？如果一个小说家、一个小说作者，他写出来的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都跟你自己一样，那谁要看这种小说作品？这种小说作品怎么可能吸引读者？所以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离开这个多数的机制，而能够找到让自己在抗拒这种多数机制的时候，还能够安身立命的一种根源。

所以，村上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在《约束的场所》的书里面有了他的态度、有了他的立场。对于村上来说，他的文学基本上是为了摆脱日本的“集体性”，所以他才去进行了小说的阅读、跟写作的。所以他对于牵扯到日本，他会觉得不舒服。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写小说就是为了摆脱日本，或者是摆脱日本的集体性。所以为什么早期，村上对于人家把他当作日本代表性作品，或者借由他的小说要来认识日本社会，他都非常非常反感。因为，如果他的小说写出了“日本味道”的话，那对村上来说，就变成了他的失败跟他的挫折。他的小说，是为了拒绝、为了逃避日本的“多数价值”。在那个小说里面的村上春树的自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建立下来。

所以《约束的场所》虽然是以奥姆教徒作为它的主角，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应该要来读这本书，尤其是村上的书迷、喜欢读他小说的人，因为这本书意外地、反而揭露了最多村上春树的性格，还有他写作的内在的线索。在这本书里揭露的，还包括了因为同样被约束、被压迫、努力地要去冲撞出一个自我、跟自由的生命的过程。所以，村上他看到了、他察觉了，这些奥姆教徒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矛盾。在访问其中一个教徒，叫做狩野浩之的时候，村上就说：“因为我是小说家，所以我跟你相反。我认为，无法测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奥姆真理教的教徒里面，当时就造成日本社会一些重大的困惑，因为里面有很多是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什么，你如果坚持科学真理，你如果是相信科学方法，怎么会去相信、或者怎么会去接受麻原彰晃讲的那些东西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追求、他们害怕、或他们要逃避无法测定的东西。

在采访另一个教徒，叫做稻叶广志的时候，村上就把话讲得更加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奥姆真理教这个宗教的教义当中，到底‘自己’是被设定在什么样的位置？在你们的修行里面，你们要把自己交付给‘师傅’到什么样的程度？在什么范围里，是由自己个人在管理的？我跟你们谈了这么多，但这方面我都没办法弄得很清楚。”比对书里面其他的人，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不可能弄得清楚的。因为整个奥姆真理教最大最大的问题，至少从村上的角度来看，就在这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来到奥姆教团，本来是为了寻找不能够融入在日本社会的自我，要能够伸张他们在世间“多数机制”底下没有办法开拓的自由。可是，进入到奥姆教团之后，他们却服从于教主麻原彰晃的意志，一切都听教主的，比原来在日本社会里面、抗拒日本社会的那个状态底下，他们更没有自由、他们更没有自我。这是个最大的矛盾。

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的产生、跟维持这个矛盾的存在？村上春树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不难从这个书里面所收的八篇报道和受访人的告白当中得到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奥姆教对这些人来说，发挥了一种“置换替代自由”的功能。他们自认个人无法取得的自由，就投射在教团上面，因为教团是明显的、明白的要对抗日本社会。所以教团对抗日本社会的自由，被他们转化、内化，变成了自己自由追求的成就。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曲折却实质的满足，也就是他们投身在这个教团，这个教团的目的，就是抗拒日本社会，所以他们愿意完全服从这个教团，让这个教团具备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反抗他们讨厌的日本社会。从这样一种曲折的投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会参加奥姆教、会留在教团里面的人，他们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他们对于要靠自己的力量对抗社会、来反抗、来反对多数机制没有自信；他们不愿意屈服在这个社会的集体价值底下，但他们又缺乏勇气去做村上春树在他小说里面一直鼓励所有人应该做的，那就是，“做一个孤单的少数人”。

奥姆教给了这些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们去参加、集结了许多同样对这个社会适应不良的人，他们靠这个团体来争取自我跟自由。可是，他们就不可能察觉，也就他们没有办法去应对，奥姆真理教本身是另外一个集体。更严重的是，追求自我跟自由，投射转折之后，就掉入到另外一种威权的陷阱。最后，奥姆教徒他们就错觉，代表奥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如果他有一种自由，可以不受社会多数机制管辖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就跟教主一样，分享了这种自由的成就跟荣光。所以，当麻原彰晃他要证明他是自由的、他要证明、要显现他对这个社会强大的敌意跟反抗，就是去释放毒气的时候，他可以外于法律、外于规范，用这种方式来伤害、来破坏日本社会，这些人很自然地就愿意来参与在这个事件当中。

除了这个答案，还有另外的答案浮现在《约束的场所》的书里面。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跟《约束的场所》的新版，当然这两本书都不是新书了，在日本出版了，像《地下铁事件》是1997年出版的，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这两本书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村上追求、以及他所写的部分的内容对我们来讲仍然值得关切。例如说，在《约束的场所》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去访问了奥姆真理教的这些教徒，因而他从书里面呈现出来，那就是这些教徒，他们在教团里面，并不是真的感觉不到教团里面有一些不对劲；他们不是没有不安、不是没有怀疑，但是，他们很难下定决心来脱离奥姆教团。这是一个同情的认知跟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无处可去，在离开了教团之后，教团的外面的那是什么？那是他们早就认识、早就无法忍受，那是他们饱尝各种折磨，由多数机制，由这种群体、集体价值所掌控的社会。那个社会他们格格不入，那个社会的主流不接纳他们，而且会欺负他们、会歧视他们，给了他们各式各样的无情白眼。留在教团里面，至少周围互动的也都是同样是被社会多数所抛弃出来的、欺凌的受害者，都是这些“边缘人”。他们因为害怕那个集体的社会、多数的社会，所以他们离不开少数所形成的奥姆真理教团。因为离不开，所以他们也就半自愿、半强迫地接受了各种去合理化麻原彰晃这个教主古怪任性行为的说法。

奥姆真理教团跟麻原彰晃这个教主，他们拥有两项最强而有力的合理化、“催眠”说法：一种是“终末意识”，也就是世界末日的预言。从16世纪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他的著作里面，麻原彰晃就找到而且反复地强调，1999年整个世界就要灭亡了。尤其是当在20世纪最后的那几年，“1999”这个数字跟世界末日连结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那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世界就是要毁灭，一切都要走到终点，人们还能做什么？如果一切都要结束了，那能够改变跟挽救这种“终末困境”的努力，不管再怎么荒谬、怎么奇怪，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换句话说，麻原彰晃他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寓言阴影的笼罩下，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特殊的信仰跟能力，我们可以逆反这个“终末困境”。所以，如果这是绝望当中唯一的“希望”，毕竟反正一切终将毁灭，那就算你杀了人，反正——又怎么样呢？1995年我杀了这些人，这些人就算没有被我杀了，到1999年，他们在世界末日当中，他们一样是会被彻底毁灭的。可是我们依照麻原彰晃承诺他们的，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有可能阻止这个最后的世界灭亡的到临。

还有另外一种“催眠”的力量，来自于“密宗金刚乘”，这是佛教当中最讲究神秘法术，也最强调叫做“方便法门”的一支。为了修行、为了达到解脱，有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接受方便法门，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之下，就证明了、或保障了手段的正当性。这两种一般人不太可能轻易接受的合理化的借口，在教徒们他们不敢、也不能离开教团的心理背景底下，就被内化变成他们的自我价值。或者应该说，就变成他们自我价值的廉价的代替品，变成了他们逃避自由、放弃自由，给自己的一种交待。

领悟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对于村上春树写《约束的场所》这一本书有着更深的“敬意”。一方面，他使用“地对地”的方式去体贴、去倾听了奥姆教徒的心声，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表达出来。不过在他记录和呈现的同时，村上春树也对这些人进行了非常坚定而且严厉的批判。在书里面，也记录了村上春树跟现在已经过世了的日本重要的精神分析学者河合隼雄的对话。在跟河合隼雄的对话里，村上是这样说的，他说：

“我想，写小说和追求宗教，重叠的部分相当大；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自己能够自主地负起最后的责任到什么地步呢？明白地说，我们以作品的形式，可以自己一个人承担下这个责任，而且不得不承担；而他们，终究必须委任于师傅或者是教义。简单说，这是决定性的差异。”

这个差异太重要了，就是以这个决定性的差异作为起点，村上春树跟河合隼雄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开展了三个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批判。

第一呢，是批判奥姆真理教团跟类似的宗教对于“恶”的概念。因为他们把“善”和“恶”截然分成两边，说“这就是善”“那就是恶”，这会非常的危险。如果就是相信“善”是要驱逐“恶”，那就变成这个“善”的一边不管做什么都没关系——这是最可怕的事。这也是对应对照小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小说如果写成“善恶分明”的话，这就是烂小说，这就是无法说服人、没有说服力的小说。小说一定要去探索，我们看到表面的“善”，内在有一些“恶”，或者是动机上面的“善”经常会产生结果上的“恶”。善恶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分别开来的，这就是小说，好的小说、对的小说，它必然要具备的一种内容的倾向。

在这里，接下来河合隼雄跟村上春树他们提出的第二项批判，是奥姆教团还有类似的宗教，他们提供的都是一种叫做“速成的觉悟”。意味着，你不需要经过长久的思考、跟困惑、跟挣扎，一下子你就得到了超越性的真理，真是方便，真是便宜啊！河合隼雄的话说：“悟得太快的人，他们的悟往往对别人没有帮助。反而是那些经过苦难，花了很多时间去烦恼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得到觉悟呢？为什么好像别人都觉悟了，只有我不行呢？’最后挣扎努力才有了‘开悟’的人，他才能够帮助别人。”因为你拥有了相当烦恼的世界，你还能够醒悟，才更有意义。

所以这两项批判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河合隼雄在对话当中的另外一个建议。他说，“不管组织也好、家庭也好，我认为在某个程度，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去思考，如何一面容纳‘恶’，一面活下去。想一想，该如何去表现、该如何去包容下去。”你不可能去完全排除“恶”，我们需要的是包容，然后更进一步地，能够改造“恶”的那样的一种空间跟智慧。麻原彰晃他就站在这个具体的事件建议的对面，他提供的是快速的“救赎”，所以呢同时提供给教徒自命为“善”，来摒除跟隔绝“恶”的一种傲慢的态度——我们的教团是善的，外面的社会是恶的，所以我们教团可以用任何的方式，站在善的立场来摧毁外面的社会。这是他们所相信的。而一旦你相信这种善恶分离、善可以来消灭恶或解救恶的故事，于是，麻原彰晃他变成了善的代言人，变成善的化身，还有善的权力的使者。因而，村上春树跟河合隼雄他们又提出了第三项批判，那就是：麻原彰晃所提出来的故事的力量，超越了他本身的力量。故事所拥有的影响力，超越了那个说故事者的影响力，使得那个说故事的人也变成了故事的牺牲品。

这三项批判非常尖锐地指出，奥姆教徒犯的最大的错误：他们把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推给了教团的教主麻原彰晃；不像一个写小说的人，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作品“完全地承担”，那样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自我的责任”。而这三项批判，也已经超越了一般对于奥姆教还有“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分析，因为那就触及到了不同社会，在运用宗教权力的时候，它必然会产生的基本的诈骗、堕落和腐化的本质。宗教教团内在有很多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必须要去看透、必须要去检讨跟分析的地方。

这本书《地下铁事件2》其实在它书名上面非常的有意思，包括联系着第一本，我们把它在中文里面翻译作“地下铁事件”，不过，村上春树书名的原名是用外来语，讲的是“Underground”。Underground当然一方面是“地下铁”，而还有一个隐含的隐喻，那就是奥姆真理教他们的“underground”的存在，他们的地下阴暗的存在，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另外，这本中文的书名很怪，叫做《约束的场所》，是英文“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的翻译。村上春树在这一本书的扉页，他引用的是马克•斯特兰德的诗，最重要的是这几句：

“这是我睡着的时候人家承诺给我的地方/

可是当我醒来时却又被剥夺了”

村上春树在这本书里捕捉的，就是奥姆教团原来承诺、许诺要给他们的教徒得到自我跟自由，但到最后，却比谁都更彻底更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自我跟自由。这是一场背叛的悲剧。

这件事情，《地下铁事件》到《约束的场所》，村上春树写了这两本书，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心里。如果大家要了解，例如说，后来他为什么《1Q84》这么庞大的一部小说，我们还是必须回到这两本书去看，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进入到村上春树那个时代他在小说上面所要探索的。所以这两本书，包括这个事件，包括麻原彰晃跟他的奥姆真理教，不应该彻底被我们遗忘。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也许大家可以找一点时间来重新看一下这两本书，《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

注1：

音频内讲者使用书籍为中国台湾版译名《地下铁事件》《约束的场所》；内地版书名为：《地下：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地下2：应许之地》。

注2：

“杨照书话”系列节目由杨照和方所联合制作。

本音频和文字稿由方所剪辑和编写而成，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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