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这个小说的标题叫做《When We Were Orphans》，中文翻译成为《我辈孤雏》。收录了一篇郑至皓所写的导读。这个导读里面提到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套用类型小说的这样的一种书写，却在石黑一雄非常紧密的文学之笔当中，写出了不太一样的风格、不太一样的内容。

那是什么呢？郑至皓特别就指出来：石黑一雄在《我辈孤雏》里面创造了一个神探，但是这个神探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课题，并不是去破解诡绝离奇的谋杀案，而是要找回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在上海人间蒸发的父母。然后，回到侦探小说这个文类的背景，郑至皓就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侦探推理小说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美好的逃避的空间。在那里，恶行跟冲突是一场精巧的谋杀，而我们可以依赖身份超人的神探，他优雅地降临，他就解开了大家都看不懂的神秘的谜团，然后找到了这个罪行跟他的罪犯者。于是，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平静跟美好。

所以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必然有崇拜权威，然后相信科学，另外，有非常简单的这种正义的倾向，还有，当然吸引读者最喜欢的是像游戏一般的推理冒险。那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是两次大战当中，侦探推理小说在英语世界里面有这样非常独特的“黄金时代”？有一部分，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提供大家可以逃避在大战当中人性失控、文明陨落的这种恐慌跟创伤。

石黑一雄他运用了这个逃避的元素，让小说的后段、小说最后面的地方，的确有一段很奇怪，那就是回到上海的那个场景，而且呢，他特别选了是1937年的10月，也就是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了之后，日本军队正式地进入中国侵略。在开启北方战场之后，立刻又开启了南方的战场，南方战场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上海。所以，这个时候日军已经进入到了上海。然后，从英国回去的石黑一雄，却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炮火的情况底下，要把他的父母——已经失踪了十几年的父母——试图要找回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那是一段炮火当中的惊险探案，再还重叠上了他跟少年时候的玩伴所共同想像出来的侦探英雄故事，于是就变成了一场像是脑中的寻索跟解密。这个主角他所抱持的奇怪的信念，还有他天真得近乎幼稚的那种任性跟执拗，是无法以客观的逻辑加以解释的。因为他真正面对的“敌手”，他以为是要去要面对，那些把他父母绑架了这些邪恶的力量；不过小说里面，作为一个文学小说，而不是侦探类型小说，最重要的是，石黑一雄写出来，这只是一个外在的、想象的对手；真正的对手、真正最黑暗的，是他在父母失踪之后，身为孤儿，一个人在英国长大的这种心灵的创伤，以至于反复纠结缠绕住，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迷宫。

所以在郑至皓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他说：“石黑一雄小说里面的‘我’，是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存在，因为他并非借由叙事者的眼睛，实况转播的带着读者去目击故事的现场，而是透过他的脑跟他的心，一层又一层地去回忆推想，形塑出一个暧昧跟朦胧的主观的世界。虽然是主观，石黑一雄却又很少让他的主角非常坦白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的确，那个叙事一方面是“我”，但是“我”说，“我”现在感受什么，却有很多很多的保留。再加上在叙事上面许多时空的穿插，他留了很多很多的线索跟伏笔，都不是第一次就把它全部有头有尾、来龙去脉都跟我们解释清楚。

用这种方法，小说里面一直充满着冷淡而单调的语气，有的时候甚至他像是化神一样，冷眼在旁观、在记录自己的人生，刻意云淡风轻、节制谨慎、彬彬有礼。这尤其反映得最清楚的，就是讲到了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叫做亨明斯小姐。包括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次遇到亨明斯小姐，然后听到了跟亨明斯小姐相关的八卦。然后再后来，花了两年的时间，他终于有机会跟亨明斯小姐见面，谈了一小段话，但人家不理他。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成功地变成英国社交圈当中知名的侦探，倒过来，反而是亨明斯小姐找了机会来跟他见面。

这一系列跟亨明斯小姐有关的事，并不是写在一起，把这个来龙去脉讲给我们听，而是片片断断地讲其他事情的时候，就突然插入跟亨明斯小姐相关的一小段一小段。我们必须把这所有的段落全部接在一起，而且，不是作者用他的第一人称明白地表露，对我们坦白说出来；我们自己要去推测，我们要自己去把前后文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是他一生真正的挚爱，他跟亨明斯小姐之间的关系。

所以包括后来，一直追到上海去。他回到上海其中的一个理由，当然主要的理由是想要找回他的父母。但慢慢地，我们会了解，尤其在小说最后，那样的一个关键的场景。一方面是，他好像已经知道父母被绑架关在哪里，他应该到那里把他的父母给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却是这个亨明斯小姐，在不堪她的那样的一个婚姻当中所带来的种种的折磨，想要逃开，想要逃到澳门去，而且想要放弃所有的一切。那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场景的选择，一边是这个主角“我”，他那么长久在小说里面告诉我们，离开了英国之后，这是他的梦想，他已经快要达成他的梦想——把他的父母，靠着他的侦探能力，把父母救出来；但另外一边，是亨明斯想要离开上海。

如果依照他原来在故事叙述过程当中，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这不是一个选择，或者这绝对不是一个dilemma（两难）。想都不用想，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差太多了。他没有任何的理由这个时候要去帮助亨明斯，解救父母绝对是更重要的。然而，他也没有用第一人称把那个天人交战，或者是心里面深刻的感情，明白地对读者表白出来。他是直接用行为：竟然在亨明斯的邀请之下，他决定跟亨明斯一起逃到澳门去。反而是阴错阳差的这些变化，包括那像是听起来非常非常荒唐的，那种proficient廉价小说里面的情节的架构，才让这个侦探在已经要放弃解救父母，跟亨明斯去到澳门的当下，他又回到去寻找父母的终极的这条路线上。

这个在小说里面最重要的用意用心，是要让我们自己去体会，自己去解读，到底这个叙述者“我”，他有多么样的深爱，一直都没有跟他在一起，也没有跟他看起来那么深刻关系的亨明斯小姐。这就是为什么在郑至皓的文章里面，他就特别提醒我们：他在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坦白。他有着重重的防卫，小心翼翼地遮掩他汹涌的真情。不过这样一个叫“冷硬侦探”坚硬冰冷的面具，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裂缝，或者是在他所强调的否认跟遗忘当中；有的时候是在旁人不经意的言语当中，或者是，某个看似失控的情境，就像当亨明斯小姐邀请他一起逃到澳门或者到南美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真正的笑，或者他真正的泪；进而发现了假面背后的真实的灵魂，他正强制镇定的在激动战斗着。

因此读者在作者的诱导底下，我们参与了另外一场推理。这个推理不是“I narrator”叙事者“我”去找他的父母的这一场推理，是我们借由他们给予我们的杂乱的信息和线索，去推论像谜一样的这个主角他真正的灵魂——他真正在想什么、他真正在感受什么，还有他真正记录了什么。

所以，小说当中最具关键地位的，就是这个孤儿的感情，也就是推理一直不断地指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其实就是在他的孤儿感情的长年浸润底下，孤僻抑郁、纤细敏感，想要紧抓住纯真不放的，这种特殊的一种人格。而且这种孤儿的情感，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他不是唯一的。

小说里面除了这个叙述者之外，譬如说，我们所提到的那样一个亨明斯小姐，或者是他在上海长大、印象最深刻的，他的一个日本的同伴，他们三个人都是孤儿，他们三个人都是孤儿情节底下的一个牺牲者。用这种方法，这个小说更深刻地写出了孤儿形象，所以为什么叫做《When We Were Orphans》。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他在2000年所出版的小说《我辈孤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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