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Jonathan Spence史景迁，他所写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他选择了48位作家关于中国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描述，集合成为这样一本书。而且这48个作家他们跨越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从西元1253年一直到1985年，这中间跨过了700年。所以这本书读起来非常非常有趣，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欧洲人、美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各种不同的想象的记录。

其中有一个分类，史景迁把它称之为叫做“法式的异国风情”，这指的是可以追溯到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于宗教跟国际声望等等的理由，这个时候法国大力于投注扩张法籍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教版图。那个时期相对应的在中国是康熙，所以法国一批最有才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就到了中国，来到了康熙皇帝的宫廷，因此得到了钻研中国数学和哲学的大好的时机，同时也就助长了叫Chinoiserie，就叫做“中国风”的这种狂热。这种中国风的狂热到了19世纪的中期，有了另外一种Chinese exotic，这种“中国式的异国风情”的另外一个波段的狂热。

史景迁的分析，是由四个主要的因素融合而成的：第一，是对于叫做中国式的雅致风味的品位。人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爱好赏玩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跟宗庙的建筑，但是这股热潮逐渐拓展，变成了当时所有欧洲人的美学基础。第二，是意识到有一种中国式的感官享受，这种体认跟前面所讲到的这种美学的品位是有关联的。不过它接着改变了方向，变成那种由气味、汗水、热浪、还有糜烂的夜空所交织成的一种更粗俗、无以名状、既让人害怕又让人心醉神迷的一种东方的氛围；接下来，就把中国视之为一个非常奇特的、暴力、还有野蛮的国度。在中国潜藏着残忍、强取豪夺的隐忧，还有难以控制的冲动。最后一个元素，最后一个层面，则是鸦片。也就是从鸦片而来的那种奇幻、既是怠惰、又是渴望、又是欲望、又是欲望的消减，用这种方式而形成了这个时候讲到中国，在法国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刺激，或者是特殊的联想。

除了法国之外，这个时候到了20世纪再晚一点，美国也产生了美国自己的“异国风情”来呈现中国。这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赛珍珠（Pearl Buck）她所写的小说；另外有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他对于中国诗学，还有历史持续不懈的探究；另外比较特殊的，在20世纪的中期，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他写了一出非常奇特的戏剧的剧本（备注：该剧本为《马克百万》），那是重塑马可波罗跟忽必烈汗之间的关系，而在这里面放了许许多多的现代的寓言；另外他也找到了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这位了不起的美国小说家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美国西部小镇的短篇小说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中国人，而且竟然写的是，这样一个美国西部的小镇，如何毁于中国人激情之下，非常令人好奇、有趣的故事。

再下来，我们就看到平行发展的，那就是关于中国的20世纪的政治的变化跟发展，有不一样的作家，他们有不同的呈现。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大家最熟悉的，那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斯诺他的《红星照耀在大地上》（内地版译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或《西行漫记》），这本书讲的是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在这里面，为西方的读者，成功刻画出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毛泽东的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支持，跟埃德加·斯诺的这本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这整本书的，基本的架构，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找到的这些西方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角度来记录中国。把它合在一起看，我们看到的是，的的确确在那个时代，中国所产生的巨大西方好奇。要让西方产生这么高度的好奇心，用史景迁自己的话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其必然的条件之一，在于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又能持续保有这份吸引力。在西方接触中国之时，中国也明显地展现了这种能力。即使风气的变化无常，以及政治立场的更替，有时候会使得中国的光彩暂时蒙尘，然而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随着这几个世纪的过去而抹杀殆尽。中国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情感，西方人屡屡企图描述，并且分析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她的子民，而且显然从未停止接收来自于中国的消息。凡此种种，无一不可证实这个国家对于西方激荡的魅力。”这是我们读这个书得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长期地，在西方引起这么多的好奇。

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就看到了，西方在有限的资料，再加上自己的文化背景，还有文化的隔阂的情况底下，他们绝对不可能如实地，能够记录、能够接受中国。他们混杂了许许多多自身的价值、自身的想望、乃至于自身的偏见、跟自身的观念，促成打造出非常非常奇特的、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笔下的“中国”。这些“中国”跟真实的中国之间当然有距离，不过更重要的是，藉由这样的一种混杂、打造出来的、虽然不是现实真实的中国，却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伟大的练习；那个不是真实在地球上存在过的“中国”，但它如实地存在，在这些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对于人类命运以及人类遭遇，有着高度好奇心的这些作者的心上。

所以在书里面，史景迁对于三位20世纪公认的天才作家，他们的中国描写，再三质疑。因为他们的中国虽然跟现实中国没有关系，但是却留下了永恒、恒长、一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去阅读跟思考的价值。这三位是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还有博尔赫斯（Borges）——阿根廷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以及意大利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了不起的小说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这三个人对他们来说，中国都是刺激他们灵感最重要的一种起源。虽然这三篇作品，可以都视之为是叫做“大师戏笔”，可是正因为有中国的存在，所以才使得他们能够用这种方法，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跟他们的灵感。

例如说，卡夫卡，他在1917年的春天，他写了这样一篇短篇小说，叫做《中国长城》。那个时候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劳工职灾保险组织”工作，一天要轮值6个小时。这个时候他写长城，他拿长城作为中国辉煌历史最磅礴的象征，因为它屏障了万里幅员，巍然地屹立的多少个世纪，堪称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的事物。不过卡夫卡的“长城”，彻头彻尾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创造，甚至对于建筑工法，以及为何要修筑长城都给了他自己的一套诠释。

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尽管中国的这座万里长城是非常谨慎的工事，但是是用零星一小段一小段先分别兴建的，这些各自盘踞一隅的、零星的城墙，每段大概是500公尺，这是一队一队，大概20名上下的民工去负责兴建的。这一队在兴建这里的时候，另外有一队在另外一个地方兴建，他们各自兴建的500公尺的城墙延伸出去，必须要有一端能够两两相连。可是每一个做这一段长城的人，他们对于整个完整的长城的全貌是无从想象、无从了解的；盖完了这一段，他们就会被送到另外一个工地去，开始另外一段城墙的建筑工事。所以，卡夫卡化身成为叙述者，置身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之中，用这种方式，卡夫卡给了我们一个谜一样的，参与长城建筑的工人的自述。当然，那不是长城，而是用长城作为人类命运的一个象征跟发挥。因为有中国，所以让这整件事情看起来格外的神秘，也就格外的迷人了。

这是Jonathan Spence史景迁为我们编撰的这样的一本大书，藉由这本大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作者们他们如何书写中国、如何想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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