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第三卷。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夏志清跟夏济安的这批书信集呢，已经整理到了1959年。而卷三所包括的，就是从1955年到1959年这四年当中，这两兄弟一共通信了110封这些信件的内容。信件的内容最重要、最有趣的是，一来是它的即时性，因为都是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另外，因为是这样亲密的两兄弟，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秘密，所以如此的坦白，如此的直接。因此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借由这两兄弟的书信，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已经一逝不去了的，那样的一种时代的细节里面；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的，他们彼此之间所说的许多有趣的“真话”。

例如说，有一封信是1955年9月2号，夏济安，哥哥写给夏志清的信。这封信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他从美国回到了台北。一回到台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描述形容他在旅程以及他对台北的印象。他跟弟弟说：“八月二十九日晚过了生平顶长的一晚，天亮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了。”这就是因为旅程，因为飞行。“八月二十九日晚过了生平顶长的一晚，天亮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了。八月二十九晚九时抵檀香山，但当地时间只算六点，过了两个钟头重又起飞，那是算八点。到威克岛是上午五点，但当地时间算深夜两点——刚刚是下半夜。到东京是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点（这是威克岛时间）——但是东京的当地时间是9点。东京在机场停留了一个钟头，换中国民航的机飞台北。晚八时到。”

这当然也就保留了另外重要的记录，大家就知道说，当时从美国要飞回到台湾，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第1段，first leg要飞到檀香山，接下来再飞到威克岛，再飞到东京，最后才能够回到台北。必须分four legs，分成4段旅程，才能够从美国回到台北。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飞机上的中国人我看上去似乎大多讨厌 ——西装outlandish”，这里他们两个人通信的时候，用了中文跟英文，很多英文的夹杂。他说，“西装outlandish（用你的字眼）不必说，但脸型都长得有些反派。欧美人常有偏见，以为中国人cunning，想不到离开中国半年，我也会有这个印象”。他离开了半年，然后呢回到当时的中国，回到台湾，他就开始对于中国人长相以及中国人的manner，他有了不太舒服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台北机场秩序混乱，印象也非常的差，中国人到了中国都争先恐后”。那个时代的台湾，那个时代的台北。 “台北的检查也特别麻烦。‘护照’‘入境证’‘身份证’（上面都有照片的）之外，还要填什么什么表（而且人人都如此），还要贴两张照片。我身边没有准备照片，日后还得补缴。表格这么多……”

接下来他的感慨：“表格这么多，管file的人就得多，国家就得多养一批公务员。行李没有给我太多的麻烦，我这点东西在New York”，在他起飞的时候，“在纽约秤是70磅，在L.A，PAA人员马马虎虎算我66磅” 。这中间关键在哪里？仍然很琐碎，但很有趣。因为原来的限度，免费的限度是66磅。本来70磅，这个机场人员算他66磅就不用加价，“到了东京没有重新过磅”，平安到达台北”。

但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唱片。因为他行李里面带了唱片，“唱片就暂时被扣留——这也是法令如此，过两天就可去领回。他们要听听‘内容’是什么东西，如‘意识纯正’”，他就特别加引号，“如果‘意识纯正’的话就可以去领回。（凡是进口的唱片都是如此）”。你就知道说，在1955年那个时候，台湾在思想跟文化内容上面的检查是非常繁琐，非常严格的。

“台北昨日小雨，今晨（九月一日）大雨，本打算去台大，现在要等雨停了再说。昨日东京跟Okinawa（冲绳）都有小雨。此外一路天气都很好。东京和台北都比美国两岸都热。在檀香山机场，花香扑鼻，风光旖旎，机场上不见一个兵、一个员警，和台北情形大不相同”。对应对照也就了解，所以在台北，到处是兵、到处是员警。“我们那一辆飞机到了之后，United Airlines（美国联合航空）的Douglas D. C. F.载了一批牧师，一到之后，就有很多人上去替他们围花圈” 。那个是那个时代，因为飞行不容易，机场接机送机都要戴花圈。“他们的黑色的外套白硬领外面，厚厚的绕着许多粉红色的花。他们都是圣公会的牧师，Episcopal Conference（天主教会议）一年一度在檀香山举行。”

那他到了台北，除了对于飞机上的中国人印象不好，对机场秩序印象不好之外呢，还是有好一点的。他说，“台北给我最好的印象是，物价便宜，半年当中”——他离开了半年——“回来之后发现物价没有什么变动”。接下来，这里又帮我们留下来，当时台湾台北物价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记录。因为呢他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所以他感受物价是用美金算的。所以他列了一堆，告诉我们说，像是Taxi，他还给我们一个细节，当时他搭到的Taxi非常的新，而且呢它是Chevrolet的Station Wagon（雪佛兰旅行车）。从机场，当然呢是松山机场到他住的旅馆，不到一块钱的US dollar。晚餐呢，在一个四川馆子里吃的，不到20 cent，只花美金两毛钱。旅馆一个晚上呢也不到一块钱。不过后面他当然补充：“旅馆当然脏，厕所很臭”。

“这个旅馆叫做华侨之家,不过呢也有特色，所有的一切welfare（也就是所有的照顾的行为），都由‘ 下女’来照顾。下女笑靥迎人，体贴入微。等到要退房的时候，才给tip（才给小费），跟美国旅馆的这种服务态度的impersonal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呢一进到旅馆里面，到了之后，马上送上一壶热茶，喝得很过瘾” 。

他住在哪里呢？华侨之家在西门町，是电影院区，所以他看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电影。他就看到了电影看板上面，有叫做《独孤里桥之役》、有《情圣》。可是这里夏济安很有趣，他又多加了一个注脚，给他的弟弟，向他讲到《独孤里桥之役》。

《独孤里桥之役》呢这部电影，是1954年的电影。电影的原名叫作《The Bridges at Toko-Ri》，所以就是“独孤里桥”，“独孤里之桥”。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战争片，因为它是一个战争片，就翻译叫做《独孤里桥之役》。但是夏济安要特别讲说，“最近的这种翻译越来越糟了”，其实这后面是有一个背景。也就是，中国自从引进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电影之后，电影院的片名的翻译，之前是非常非常讲究。所谓讲究是，你不会直接翻译的，通常都要想出各种不同的古典或者是诱发人有各种不同联想的，才能够成为成功的，或者是像样的电影片名。夏济安习惯这种电影片名，所以呢，反而对于直接翻译的《独孤里桥之役》，他看了就很不顺眼。

接下来他就说，“我以前在上海家里，老是想离开，先是想要到内地里去，从北平逃回到上海之后，又天天嚷着想要去香港。现在重回到台湾，心里面却只是想要去美国久住” 。这是一个真正的感慨，就是到底家在哪里？那是那个时代，我们所看到、所留下来的，即时性的一个记录。他的感慨最后就归结在这句话上面：“Really, where do I belong?”，然后，信的后面，他当然就关心了他的弟弟的状况。我们就不再继续为他念下去。

然后因为两个人都是研究文学的，所以夏济安跟夏志清的书信里，另外留下的是，当时对于文学以及包围着文学的外围的环境，有一些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细节。举个例子来说。1957年5月1号，夏济安写给夏志清的这一封信。首先是跟弟弟说，“你的信收到了很久，但是没有写回信，很抱歉。为什么呢？因为那几天忙着写一篇文章，叫做《关于新诗的一点意见》。是为了的五四专号征文而写的。是胡适所创办，我不便对五四运动有任何的‘微词’，只好站在‘新’的立场说话了” 。

但信里面也就了解，他其实对这种自由中国的“新”，它其实对于五四运动的“新”，或者是“新诗”，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文章开头抄了你的信大约两千字，这应该是你的名字第一次在台湾的报刊上出现，然后我在你的文章后面加了三千字的‘发挥’。”这又是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记录——至少是哥哥的意见——夏志清最早在台湾的报刊发表的文字，是他哥哥从信里面抄出来的，然后附上了他的名字。

所以夏济安继续说，“你关于新诗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们虽然有提倡，‘新古典主义’的嫌疑，其实我们的主张比胡适等五四时代的理论家更新，更注重‘白话’。我们的意见可能是对梁文星，也就是吴兴华的一个rebuke（批评，文稿编者注）。但是吴兴华还有宋淇曾写过heroic couplets，中国做这种尝试的，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恐怕就没有人了。

Pope（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英国诗人，文稿编者注。）式的诗对于中国读者是太陌生了，问题恐怕是在翻译方面。译莎士比亚或浪漫派的诗，不论译文多么样的灼烈，原来的热情和哲理多少可以带过来一点。可是Pope的诗是what oft was thought, but ne'er so well expressed，道理并不高深，但expression（传达，文稿编者注）就大成问题。译得不漂亮，读者要觉得索然无味；译得漂亮，白话文这个工具恐怕还不太够” 。

光是这一段，对于中国的现代诗、新诗的变化跟发展，其实就提出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意见，真的可以值得一段一段的仔细地解说。

我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为大家做这样的解说，只是告诉大家，这本书里面，因为是书信，所以它藏了好多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体会、值得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去认知理解的重要的宝藏。这本书是《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介绍给大家。

注：

“杨照书话”系列节目由杨照和方所联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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