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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篇》说：“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那就是说：不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说法，绝不可以为圣王之道。孔子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为人尊奉历久不衰，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学说本乎人情，合乎人性，绝无标奇立异，耸人听闻。但也正因如此，所以每当思想纷歧、杂说并起的时候，孔子的学说便使人感到平淡无奇，没有他家学说来得精彩动人。于是大家便纷纷摒弃，而投向有诱惑性的学说了。在这种情形下，孔子之道一厄于杨墨百家之学，再厄于老释玄妙之教。若不是孟荀大师、宋明诸儒出来距辟呼号，不仅后世难以了解孔学价值，恐怕儒家的教化根本就荡然无存了。 天下事往往是祸福互倚，利弊并具的。孟荀大师、宋明诸儒，虽然能够言拒杨墨、学辟佛老而挽救了儒学的噩运，彰显了孔子的学说。但也就在这论辩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的偏差，而这偏差带来了世人对孔子的误解。譬如孟子之时，世风险恶，下焉者固然一切唯利而图，上焉者如墨子等大贤的学说，也都是以利为权衡一切的原则。流弊所及，不仅“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且社会人群也将无法维持。孟子针对这种弊患，乃提出义利之辨。这本是对症而下的妙药，但药总是有所偏的。 由于对“义”的强调，便引起人们对“利”的忽略与厌弃。到后来宋明诸儒为了对抗老释，又特别讲究内在的身心修养，就愈发把事功刑政放在脑后。影响所及，便使世人误解儒家，以为是只讲义理空论，而不管民生乐利和事功勋业的了。殊不知这都是孟子以后逐渐产生的偏差与流弊，而与孔子本人无关。 孔子并不想把人民高吊在虚幻的天国，只看他与孟子对管仲的不同看法，就是明证。孟子认为管仲“功烈如彼其卑也”，乃“曾zeng1西 之所不为”，“尔（指公孙丑）何曾比予于管仲”，那简直是极端看不起管仲了，但孔子却把管仲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 被发 左衽ren4矣。”那就是说若不是管仲出来尊王攘夷，保卫华夏的文明，我们早被征服而变成野蛮人了。因此尽管他知管仲不知礼，尽管他知道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而仍给以最高的评价，一再称许他：“如其仁，如其仁。”试问这岂是一个摒弃事功、不重勋业者的态度？再者，即使是重义摒利、看不起管仲的孟子，他对为政也是有一套为民兴利致福的具体办法的。他主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zhì之畜xu4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同时又一再强调：“仁政必自经界始”，“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试看又哪一点放弃民生乐利了？孟子尚且如此，孔子更是可知，因此我们怎可把那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流毒记在孔子的账上呢？ 到了近代，一切发生剧变，新异思想更是蜂拥而起。大家竞新求变之余，当然对孔子的学说感觉厌倦，认为已经是陈腐落伍的东西了。尤其在社会思想弥漫、革命风气盛行的情形下，许多偏激分子，妄加恶意的指责。他们往往只看到孔子的“对子言孝，对臣言忠”，而忽略了他“对父言慈，对君言惠”的另一面；同时又看到历代君王无不尊孔崇儒，于是便直指孔子是帝王御用的镖客，统治阶级的帮凶，而高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真是对孔子的极端误解与诬蔑。不错，孔子是在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并不是要维护那一部分人的特权与地位；而是要保持社会的全面秩序（当然，其内在的深意是在“做人”，而秩序的安定，不过是大家做人的共同结果而已）。而这“秩序”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试想整天造反，到处混乱，社会又怎么能维持？因此人类一天要营社会生活，便一天不能没有秩序，而要维持秩序，便不能废弃孔子的教化。过去许多儒者所以信誓旦旦地说：“天不变，亦不变”，其故在此。这并不是孔子个人凭空创造的不朽奇迹，其所以有如此卓越的成就，实是我民族传统智慧的积累，不过到了孔子手中加以发扬光大而已。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说法，就是说孔子之道乃是历代圣王（民族智慧的象征人物）一脉相传，渊源有自的。唯其有这种深厚的渊源与传统，然后才 能发挥雄厚的潜力，影响广大的人群，然后也才能经得起考验，传之于永恒。这岂是一人的管见，一家的私言所能比？我们试看西方一般的哲学家，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有谁能唤起大众的心声，见之于人们的生活行动？反之能与孔子一样影响群伦的佛陀与耶稣，也无不是承袭印度与希伯来民族的传统智慧。这足见一人的学说思考究竟有限，而众人汇聚的智慧才是力量无穷。而孔子就是我历代圣王智慧累聚的最高峰，所谓“大成至圣”者是。因此孔子之道才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尤其像佛陀、耶稣等，他们虽也都如孔子一样，集民族传统智慧的大成；但他们的教化都是出世的，而孔子则是“立人之极”。这其间究竟谁高谁下，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但要在人世间实践社会人生的问题，却无疑的以孔子之道最为妥当合宜。 今天举世遑遑，动荡不安。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宗教与宗教，无不发生严重的斗争，使得危机四伏，人人痛苦。此无他，全都是由于有“己”无“人”，不能心平气和地承认别人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未能奉行孔子的恕了。假如大家果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问哪还有斗争的发生？人，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国，也不能隔绝别国而独存。大家要想和平共处，长治久安，绝不是仅靠“制度”与“利害”所能维系，而必须大家从内心上承认别人的不同，尊重别人的存在，然后才能熙攘相接，共臻太平。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倡行孔子的恕道，还更何求？因此，孔子的教化，虽是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但在今天的世界，却有其全新的意义。我们唯有发扬孔子的精神，才能健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向人类的大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