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说包产到户是最有效率的或历史的必然，一刀切地推行后遮蔽了很多潜在问题｜郦菁 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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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丽金,我是一名历史社会学家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片段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关包产到户制度最后能够实行的一个官方的论述那么我今天想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讲一下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的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表格吧在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啊除了安徽等少数地区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仅仅四年之间啊到了 1982 年一号文件国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的时候呢这个比例很快就上升到了 80%啊然后在后面几年配套政策出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比例接近了 100%啊

所以在短短的建国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当中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农村经济的组织方式啊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呢是从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对吧然后另外一次呢是从集体经济再次到小农经营啊那么我的研究呢就是有关这第二次大的这个转变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啊

有关包产到户我们的理解往往是相对单一而且贫乏的而且对于包产到户的复杂的遗产也缺乏分析

那么之前大概有三种比较成熟的解释就是说爆产豆腐为什么能成功第一种是说这是农民的伟大发明这个文档现在是存放在国家博物馆这个是 1978 年底的时候当时中央还没有推动爆产豆腐还没有合法的时候当时安徽楚州的小港村有 18 名村民联合起来搞了一个私下的分田的协议

然后他们签了名还在上面按了红手印那么当然有很多当事人后来说这份文档是报产到户合法之后后来才重新建构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无力考察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看到农民的发明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

神话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改革派的这些政治精英啊推动了变革然后第三种呢是由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比如说像林毅夫啊还有像周启仁这两个是最知名的他们认为相对明晰的产权可以提供极大的劳动激励

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 1978 年的起点来看的话其实所有人对于改革的方向都是高度不确定性的那么当时呢至少是有三种主要的方案进入了中央的政治场域来加以考量第一种呢是我所谓的这个投资方案

这个可能要从文革的中后期开始讲起当时中国农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投资存量减少那么这个是内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当时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由于对于战争的估计

和以前很不一样了所以中央开始逐渐地把资源从原来的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发展转向了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以及农业所以从 70 年代开始农业获得了大量的投入和贷款中央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动地方政府来投资当地的农业机械化然后还让地方政府

以及以人民公社为基层的农业单位进行了很多农田水利的建设这背后当然都需要投资了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第一次的农村水利建设的高潮是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后面的一次高潮实际上是发生在 70 年代中期

基层政府还做了一件事呢就是允许当时人民公社办所谓的社对企业这些社对企业其实就是后来乡镇企业的前身那么这些企业呢可以生产一些当地可以使用的小机械还有一些农用的工具这个对农业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后从 1978 年开始啊

中央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个对农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是也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的投资这个也可想而知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其中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三线工程是 60 年代开始建设的那么这些三线工程其实

一开始是为了备战而建设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需要备战了三线工程就开始转而生产农业所需要的化肥和农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除此之外七十年代中央还开始系统性地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所以也大大提升了技术层面的水平

氨气大家知道吗氨气是生产化肥的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那么实际上在建国之后呢氨气是被军工系统所垄断的农业是不能使用氨气的农业系统是不能使用氨气的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之后呢这个垄断就被打破了那么当时呢

农业就不必要再使用绿肥这样唯一的肥料的来源现在就可以使用化肥了

当时中央和很多外国的公司签订了协议那么当时计划到 80 年之前要在全国建设 10 家大型的工厂来专门生产氨气所以从 70 年代中后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看到农业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急剧增长那么总体来说呢这所有的政策都说明啊

投资方案它不会挑战原来的人民公社的基本的制度框架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谁会支持投资方案对吧那么首先当然就是在四人帮之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啊

因为实际上推动农业机械化是毛主席自己定下来的一个农业发展的基本的目标而化实际上是毛指定的接班人所以他可以从毛的政策当中他可以获得合法信随他肯定是支持的

除此之外可能大家意想不到邓小平也是很支持这种投资方案的邓小平其实当时同时支持在农业投资和在工业投资农业我们刚才讲过了对吧然后在工业层面的话他很支持当时所谓的叫做杨跃进的这样一个运动和方案比如说上海的宝钢

就是在这一波杨跃军的运动当中建立起来的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这个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农口的官僚啊技术官僚也是支持的因为可想而知增加投资啊并不会削弱这些官僚对于集体经济管理功能的一个控制对吧反而有时候会加强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案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二个方案啊我把它叫做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多样化方案啊那再讲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啊实际上这个会议的决议啊并没有通过报产到户反而是反对报产到户的但是呢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搞承包制啊

那么我们如果把人民公社的制度作为一个极端一端对吧然后把包产到户作为另一端的话那么在这两端之间其实可以有很多中间性的方案那么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实际上人民公社至少有三个层次最上面是人民公社它是基本的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然后人民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内部又包含很多生产小队大概有十几个人组成的生产小队可能还有一些临时形成的或者相对固定的生产小组

那么小组下面才是社员个人和家庭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组织的方式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层级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制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既然是承包制那么承包的主体是谁呢承包之后它生产经营的主体是在哪一个层次呢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

还是社员个人或者家庭然后还有会计核算的基本单位是哪一层呢是组还是队呢还有具体的分配方式在哪一层完成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配是不是要联系产量我们今天觉得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多劳多得嘛肯定报酬要联系产量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话语当中啊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联系产量啊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最后这个实现制度突破允许大家联系产量这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个重大的突破啊

这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作物的类型来安排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包括在哪一层生产然后怎么样来进行联合生产等等所以

就在这三四个不同的层次然后又有三四个不同的维度组合起来就有很多多元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我们来讲一些其中最流行的制度形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小段包工定额记筹

这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承包制啊简单来说就是设定一些那个边界比较清楚的工作任务比如说除草这样的任务然后呢把它承包给或者是生产队或者是组或者是个人都可以啊那么最后这些单位呢是用公分的形式来获得报酬的啊

这个是初级的承包制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叫做连产到劳到组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承包制它的区别就在于第一个它现在是连产的它是联系产量的对吧所以是多劳多得的这是一个突破那么

第二个突破呢是承包的单位啊现在可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我之前讲了你只能除草那你只能控制生产过程当中的一段你现在可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啊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分配以及整个生产的决策的这个权利仍然没有下放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呢是叫做专业承包那么这种呢不太适用于粮食生产主要是一些副业还有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如说养鱼啊种果树啊造林啊还有养生处啊等等啊而且需要承包人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啊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全国一刀切地实行包产照护之后呢仍然保留了下来啊而且这种方式呢往往在富裕地区啊因为它是这个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啊往往比较流行啊

那么这是三种最主要的形式啊我们这里再讲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实际上是 1980 年底的时候人民日报对于太湖边的一个叫保健大队的地方的一个报道啊那么

当时保健大队在粮食生产上实行了所谓的四定一奖赔这样一种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定劳力 定产量 定农本或者说定成本 定工分然后是超产奖 减产赔

那么当时生产大队呢用这种四定一奖赔的方式呢把任务承包给具体的生产小组然后呢具体的生产小组呢再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比较初级的承包制就是这个小段包工定额基筹啊再把它承包给具体的社员所以它其实有两级的承包制很有意思啊

而且呢这个方法你看它是超产奖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产量的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啊

今天来看的话像四定一讲赔这样的方式可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场合当中了我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了那么类似的其他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多比如说像三包一讲比如说五定一讲还有六定一讲三统一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么我们总体来看的话这些多元化的方案都是多多少少保留了集体的某些功能的这个和包产到户是不一样的当然包产到户其实是这种承包多元化方案推到极致的一种形式

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之前讲的第一种的投资方案它是试图从外部来增加农业投入来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而相比之下我们讲的第二种多样化的方案它是试图从内部来提供劳动激励来解决问题然后它要调整的是人民公社内部不同层级以及不同的主体

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多样化的方案它能够更好地兼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的内部地方农业生产条件的不同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方案它可以让地方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不会在全国层面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行报产到货

所以不同的地方政府和决策主体实际上还有选择其他方案的自主权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至少我个人觉得它真正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这种农业改革的内在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更加有效率的

因为讲到了这个多元化方案而且多元化方案保留了集体的某些功能那么我就集体的问题再多讲几句

实际上在 50 年代的农业改革之前在传统的中国小农经济当中像宗族还有像农村的互助制度等等这些都扮演了集体的角色而且在非常的时期可以为农民的家庭提供多种的保护和支持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拆除人民公社的制度的话那这就一定意味着我们要极大的削弱集体这一层制度嘛对吧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特别是在拆除了集体这一层制度之后那么谁来为农民提供公共品呢比如说之前讲的这些水利设施啊还有怎么来提供大型的一些农用机械啊当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啊这些措施特别是机械的话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但是它是有缺陷的这个我们有时间展开讲啊

还有包括说谁来给农民提供福利保障啊对吧谁来为农民争取有利的市场条件啊这些本来都是集体应该做的功能啊那么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农会啊农会其实也是一层集体啊

农民加入农会之后农会就可以代表农民来跟供应商和购买商来谈判价格然后可以促成集体行动

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等所以在日本它的农产品的价格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个对农民来说是有利的那么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就缺乏这一层集体的保护因为在包产到户的过程当中这一层集体已经被拆除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小土地所有权对吧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用小农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经营所以产权和经营的问题也是可以分开看的所以在包产到负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某种形式来实现集体的联合的生产实现农民之间的横向联合呢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我之前讲的这些多元化的方案固然它们已经消失在历史当中了它们被当作是失败的方案给抛弃了但是呢我想它们的存在可以始终提醒我们就是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的那么过去失败的方案呢放到今天来看呢也许可以解决我们今天迫切的问题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努力打捞这些已经消失的方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谁在支持多样化的方案一方面当然是改革派的精英这些改革派的精英是在 1981 年之后逐渐统一到包产到户这个新方案上面去的

之前从 78 79 年到 81 年他们大多数是支持这个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多元方案的比如说赵紫阳的话他在四川主政的时候从来没有推行过保产到货他推行的是承包制特别是专业承包制还有一方面的支持者呢是那些坚持集体经济方案的这些保守主义的呃

高层精英主要是因为多元化方案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案它也不会突破人民公社的基本框架我们现在就要讲到一种最具突破性的最为激进的方案就是包产到户的方案了

那么在这种新方案当中啊农民表面上是获得了承包权但实际上呢他们获得了从生产决策然后到投资然后是分配然后是最后消费的一系列的权利啊所以如果我们从土地的所有制的角度来看呢这已经接近了一种半私有制啊

在包产到货实行之后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多重功能迅速地瓦解了因此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那么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三年自来灾害之后的一段时期其实包产到户已经用不同的名字流行过一波了当时大家把这个叫做分田有的叫做单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时

当时支持分田和单干的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他是把包产到户作为一种临时的措施来实行的他们想的是等经济情况好了农业发展之后呢再回到集体经济的这个模式但是这一次是很不一样的包产到户的实行呢意味着原来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了

我们就再问一个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谁在支持保产党户然后谁在反对保产党户对吧那么首先是看中央政治的这个层面啊那么邓小平和陈云到了 1980 年的时候是最初的支持者我后面会讲原因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改革派也是支持的啊但是我讲要到 1981 年之后啊

有意思的是像李先念 彭真 叶剑英这些老干部他们都认为重新回到小农经济这个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他们是反对的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反对者就是军队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军队当中的很多军人其实都是农村来的那么在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当中他们是可以获得好多好处的

这些军队的家属这些军属可以从人民公社获得相当的福利来保护他们包产到后之后这些军属家庭就会面临双重的打击会面临双重的劣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庭当中的壮劳力去军队了所以就没有人种田了

另外一方面呢集体被削弱人民公社被削弱了这样呢就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对吧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打击啊所以他们也会反对包产盗洪啊

这个是中央层面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地方层面我们之前的惯性思维呢就觉得中国是一个整体对吧中国农业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地方层面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回头看的话像安徽贵州云南还有内蒙古这些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然后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啊

他们是坚决地支持保产到户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农业协作对于提高生产率它的作用并不大

而且因为这些地方历史上比较贫困所以它的资本积累也比较少集体没有财政资源来购买更多的农业机械而且都是丘陵或者山区地带也没办法使用机械那么之前中央强迫他们推行集体化的生产方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对于生产力的桎梏所以当

当地的农民啊长期在贫困线上下徘徊啊所以他们会支持包产到货这里我再回过头讲一下小冈村啊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小冈村小冈村是在安徽楚州市的这个凤阳县啊那么凤阳县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它的整个地貌啊是丘陵居多平地比较少啊

然后呢它的土地是很平积的它的基本的地理构造就是在很坚硬的一层岩石之上它铺了薄薄的一层土壤这片地区实际上从明朝开始长期是朱元璋养马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当地其实是只能长草连树都不能长连树都不能长对于长庄稼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这是当地的这个自然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当地其实主要是种小麦的它不是种水稻的汉田和水田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如果是水田的话就需要更多的集体协作

比如说要灌水啊然后之后还要排水对吧然后还要集体来插秧在很短时间内要密集地劳动来完成插秧然后在很短时间内要完成收割这个和小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种水田的地方对于集体协作的需求要大得多而种旱田的地方对于集体协作的需求就很少啊

那么相比之下呢和凤阳同属楚州的天长地区就更接近江苏当地的土地就比较肥沃比较平坦也种了一部分的水稻所以他们搞包产稻户的积极性要低得多而小冈村搞包产稻户的积极性就很高而且一搞包产稻户它的生产力就急剧上升当然从长期来看这种爆发式的生产力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反对者,这个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农民并不是全都支持保产道户的,

特别是江苏和上海等富裕地区的农民包括当地的干部还有当地的省级精英他们是反对至少是不积极推行保产到户的这个当然是由于水田的原因我刚才讲过所以这些地区历史上集体经济当中的分工和协作要制度化得多水平要高得多而且从文革开始的话

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力啊一直在缓慢地增长啊农民的收入也在缓慢地增长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寻求变革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啊

那么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黑龙江等地因为它的土地比较广大所以它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一直就比较高如果包产到后的话就很难把这些包括大型的拖拉机等等这些集体的资产加以拆分所以他们也是反对的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富裕地区啊有很多社对企业啊因为这些地区历史上工业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像上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地的农民呢更愿意进入工厂工作而不是从事农业工作最后呢他们希望在整个公社范围内呢来进行再分配啊实现以工补农啊那么

在 1979 年的时候上海周边的这些社对企业对于公社的集体收入的贡献平均可以达到 65%这个已经很高了再比如说我的先生他是浦东人当时他的父母就抱怨说包产到户一点也不好因为白天要去工厂工作分了田之后晚上还要去家里种田这个对他们来说工作量太大了没办法完成他们

更希望是全职地在工厂进行工作然后在公社层面进行再分配最后我再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包产豆腐这种最激进的方案最后反而胜出了那么其他两种没有挑战原来制度的相对温和的方案最后却失败了呢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吧那么实际上呢从 1980 年开始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是需要指出的

第一个是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我讲了财政有大量的投入工业然后投入农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了七九年末八零年初的时候中央的财政赤字的积累已经相当之高了

所以当时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金融危机啊到 80 年的时候啊很多城市的企业被迫停产啊然后有大批的这个下乡青年也回到了城市啊他们都变成了代业青年啊造成了很多这个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当时政府不得不用严打的方式来加以控制啊

所以呢在这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当时陈云和邓小平他们的考量啊是说政府如果继续要控制农村的话那么这个成本啊可能会大于收益所以呢他们开始用私下谈话的方式来给包产到户开绿灯啊

这种包产到货的方式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退出农村控制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啊而且呢还通过给新政策的方式来激发农村自身的活力啊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啊很快在一两年之间啊农村经济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发生了所谓的消费革命啊那么农村的消费力的上涨啊很快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复苏啊

那么在讲这个呢就是说投资方案在 80 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流产了而包产到户是可能的因为没有钱投资了嘛对吧

第二个结构性的变化呢是决策机构的变化当时邓在 79 年的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中央书记处啊来绕过政治局的常规会议和常规的这个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然后当时还建了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叫做国家农委啊当时这个杜仁深任过副主任后来万里任过主任啊

那么这些机构都可以使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到改革过程当中来会提供更多的改革政策的进入点也避免了和原来的保守力量的直接冲突然后还有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变化

实际上从文革开始地方的自主权就在不断地上升地方的省级精英在全国性的农村制定当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从 70 年代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会议相反的话官僚的权力中央官僚的权力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考虑刚才说投资方案已经不行了流产了对吧

多样化方案是不是还可以呢多样化方案不是比较温和吗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看到多样化方案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内部高度不确定的所以很难制度化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多样化方案大家可能已经被我绕晕了对吧那实际上我也花了好多时间才搞清楚他们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就认为实在太复杂了太麻烦了完全搞不清楚他们不愿意搞他们更

他们更喜欢简单的包产到户还有一个呢是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之后啊

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学者讲的冰棍效应就是说有一些农民啊已经开始掠夺这个集体的资产了那么剩下的农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对吧然后要分到自己手里的才是自己的对不对否则的话集体的资产就会像冰棍一样融化那么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呢他们也更愿意选择包产到户而不是多样化方案啊

报产到户才真正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政策的收敛点因为家庭是所有可行的生产方案当中最小的单位对吧

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说那个大家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他可以围绕包产到户这个新方案来重新定义各自的利益从而加入推动包产到户这个新的这个全国性的政治联盟当中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想法是如何变化首先呢是政治精英啊

我刚才讲了包产到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了城市的经济危机解决了经济萧条的问题所以政治精英现在都团结到这个新的方案当中来他们的考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重要的反对的人呢是富裕地区的农民对吧但是呢

他们发现配套政策起来之后呢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新的市场机会来发财致富他们可以通过专业承包等等方式来发财

所以他们也会支持这个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之前的反对者是基层干部这个对于贫困地区也好富裕地区也好都是类似的他们反对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失去对于集体经济的控制对于集体财产的控制但是新的制度推行之后他们发现我可以获得对于乡镇企业的控制权

那乡镇企业我讲了就是之前涉对企业的一个继承者啊他们现在或者自己建企业或者利用呃原来的企业来进行寻租啊然后呢在国家的统购统销的制度崩溃之后啊迅速就填补了农村市场的空白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换言之呢他们是可以被赎买的啊

那么像军队也是一个重要的反对者他们现在也可以被赎买他们是通过国防现代化这样一个方式来赎买的啊当时邓答应用更多的这个财政资源来支持军队啊所以他们也不反对了总体来说呢我想做的工作呢是我想打开一个关键的政策制定时刻啊

我想说明的是最后形成的围绕包产到户的激进的共识是在互动和竞争的过程当中涌现的它并不是在改革之初就确定好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包产到户一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方案或者说它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呢报产到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新的聚焦点它现在呢可以是使得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新的方案之上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联盟达成新的共识

实际上我在我的研究当中多处想说明任何这种大型的如此规模的历史变迁的话都不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因素能够推动的它始终要依赖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政治联盟那么如果我们认可这个新的反思过去的起点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新起点出发来反思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当下和未来

报场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如果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呢很多潜在的问题就会被遮蔽然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短期内就很难纠正了

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的问题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 90 年代当时出现的三农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这实际上是和 80 年代末以来包产到户释放的生产力逐渐衰减之后农民成为国家的汲取对象成为市场的弱者之后的一个重要的结果

还有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产权和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看的对吧农民在拥有半私有制的这个产权之后呢仍然可以发生这个横向的联合来推动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的这个生产经营方式但是呢由于这个小土地制长期的固化所以使得土地流转的这个集体行动啊很难达成啊

大概在最近 20 年国家提供了各种各样新的政策企图来推动新的促进集体化的一些政策的容器比如说像农业公司比如说像合作制但是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喜忧参半成果不多这个也是小土地所有制固化带来的问题也有的学者说

这种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存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其实认为保存农民生存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其实是赋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的基本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益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最后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丛生的情况下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

但是坚持改革开放并不是说我们要教条式地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相反我们要具体地分析改开当中的政策它所形成的前因后果和它复杂的遗产这样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前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