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童:我认为东亚地区普遍面临低生育率的挑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和社会问题。韩国虽然在2024年出现人口正增长,但其根本问题在于性别不平等和对女性的社会期望过高。香港的生育率甚至低于韩国,政府的奖励金政策收效甚微,关键在于提升市民的社会归属感和解决居住空间等问题。而日本通过改革企业运作方式、提供育儿支持和财政补贴,以及推行工作制度改革,在高学历女性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认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以人为本,制定能够让父母和孩子都生活得体面的政策。
门童:我认为外劳政策虽然能暂时缓解劳动力短缺,但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加剧了全球不平等。高收入地区通过引进外劳来压低工资成本,而外劳往往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容易受到剥削。同时,高端人才的流动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损害本土经济和科技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警惕外劳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寻求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门童:我认为东亚养育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和住房是最大的负担。补习班和课外班的盛行、高昂的房价以及不普及的托儿所都加剧了父母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母亲往往需要牺牲个人时间和自由来照顾孩子。因此,我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以人为本,关注父母和孩子的福祉,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才能真正提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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