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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何必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东腔西调」播客主播，专注于中国各地旅行和文化传播。
刘
刘一鸣
施
施展
何必：我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更像是17、18世纪的欧洲外交，它比拼的是勇气和极限施压，而非关税本身的经济意义。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在20世纪之后已经很少见了，而川普的举动，特别是对中国的高关税，已经失去了经济意义，超过50%之后，加到100%和500%没有区别，他比拼的不再是关税本身。
施展：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国的转移，并非简单的转移，而是供应链的溢出。最终的组装环节和部分一级供应商转移，但二级及以下供应商仍然留在国内。这种溢出结构使得中国能够绕过关税壁垒。2018年之后，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高度不重合，70%以上的贸易是中间品贸易，全球产品生产横跨多个国家，以往的贸易战策略不再有效。中国2018年的贸易顺差巨大，2024年更是达到近万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战越严重，中国出口顺差越大。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5%，已形成垄断，即使供应链转移，也会因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导致成本倒挂，关税作用有限。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形成后台（基础设施、劳动力）、中台（高效生产零配件供应链）、前台（产品组装）的结构，目前主要转移的是前台，中台和后台仍在国内。消费国（西方，尤其美国）、生产国（东亚，中国为中心）、资源国，这三种经济生态位在可预见未来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OPPO在印尼的供应链中，只有8家一级供应商，且技术环节最简单，二级供应商几乎没有转移，供应链仍然依赖中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超越欧洲，原因在于其组织架构灵活，能快速迭代，而欧洲老牌车企因组织架构僵化，转型缓慢。
刘一鸣：米兰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认为美国面临美元高估、制造业空心化和全球责任失衡三大问题，建议通过关税战、汇率战和安全工具重构全球贸易金融秩序。米兰的设想前提是美国制造业能重振，但高利率下无人投资制造业，重振制造业又会推高通胀和国债收益率，自相矛盾。关税是美国重构全球秩序的手段，旨在打破对美国不利的多边体系，转向双边体系。美国过去经济繁荣得益于东西海岸的联动，东海岸资本与西海岸科技创新结合，但外包导致中部地区被边缘化，形成东西海岸与中部的撕裂。苹果等公司面临美国国内东西海岸与中部的撕裂问题，需要寻找解决方法，但重建美国制造业的可能性很小。美国难以重建制造业，需要依靠AI和UBI解决东西海岸与中部的撕裂问题。世界正在以某种方式再度中世纪化，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不重合，形成平行空间，经济空间内需要商人自治的逻辑。中美高关税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利空出尽后，双方将进入谈判阶段。越南等小国在中美博弈中两面受压，面临两难境地。中美博弈的底层结构是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关税战等冲突需服从于这种底层结构。当前业界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短期内按兵不动，长期内则需进行全球布局，寻找新的转口地。当前局势处于“无人知晓之境”，旧秩序已崩溃，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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