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的子宫

失眠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扼住我的喉咙。整年的安眠药都无法终止噩梦,第二天清晨的到来,只是又一次失眠的预兆。我很少说话,表情凝固,只有抿嘴的动作牵动着面部肌肉。我的眼睛略微外凸,鼻头圆润。

在健身房的镜子里,我看到自己:矫健,像一个充满压力的皮囊。这具身体,在见过无数形形色色的身体后,显得格外讽刺。所有的身体都有瑕疵,坠肉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可爱的瑕疵;还有许多瑕疵,是秘而不宣的。 我见过剖腹产留下的疤痕,见过切除乳腺后的胸部,甚至见过布满针孔的手臂......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弗兰肯斯坦的时代。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曾是我的少女时代偶像。它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魇中,用闪亮的指甲掐住我的脖子,威胁着要掐死我。在那个时代,科学是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民爱好,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科学被赋予了改造社会的重任,从公共卫生到社会改革,无所不包。1860年以后,科学更是成为了一种自信而强势的意识形态,试图解释一切,从社会结构到潜意识,甚至宗教经验。

健身房的AI音箱继续朗诵着比亚特里斯·韦伯的回忆录,她感叹着七八十年代人们对科学的盲目乐观,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人类苦难。这种近乎狂热的信念,一部分源于英国社会对科学家的英雄崇拜。他们打败了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征服了哲学家和资本家,甚至令医疗界臣服。

**对禁忌知识的好奇和求索,**这句概括了19世纪科学狂热的话,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浪漫主义时代的疯狂科学家,在电闪雷鸣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无法认知也无法控制的怪物,最终被自己的造物毁灭。

我握着哑铃,汗水浸透掌心,也浸透了冰冷的金属。我仿佛握住的不是哑铃,而是子宫——一个充满欲望和激情的容器。希罗多德称之为“歇斯底里”,希波克拉底认为它是游走的子宫,需要性爱来滋养。19世纪庞大的水疗设施,将水柱冲向女性的子宫,仿佛要冲洗掉一切罪恶。

姐姐的癌症检测报告,像一个警示:欲望驱动下的子宫,最终造出了恶果。姐姐是一个肆意纵情的女人,她没有时间浪费,却沉溺于那些若有若无的关系。我无法告诉那些男人,这一切是为了监测自己的欲望,为了证明我的子宫已经如同死火山般平静。我害怕欲望的消退,会带走我的创造力,我的文学梦想。

如果癌症是命中注定的,我的监测又有什么意义?健身房里,那个男人紧紧抱着我,我感到自己膨胀起来,仿佛子宫也要裂开。我逃跑了。我爱读赛博格相关的书籍,幻想有一天能拥有一个完美的机器身躯,摆脱生物体的脆弱和衰败。

手机屏幕里,我的健身录像:一个瘦弱的失败者,在进行着徒劳的舞蹈。健身没有让我快乐,但消耗带来的饱足感,让我离死亡更远了一步。

白大褂医生,高大挺拔,他的出现,像一道冰冷的光。他告诉我姐姐的手术很成功,但毕竟是三期,并建议我去参加一个分享会。他冷静、专业,与我的焦虑和恐惧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话语,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我的恐惧。

会议室里,PPT上简洁的文字和图表,与那些花里胡哨的演示文稿截然不同。白大褂医生平静的声音,像拨片撩动琴弦,我的心微微一颤。他展示着姐姐切除的子宫,像一张表现主义的图画,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

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医学插图上,五颜六色的器官,滋生着恶之花。我看到那些肿瘤病人平静的面容,和他们身体上突起的肿块。我感到喉咙里爬满了虫卵,恶心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我逃离了会议室,在安全通道里,我听到苟且的声音,男人压抑的兴奋,女人毛孔张开的愉悦。我看到白大褂医生和一个女人在暗室里......

我离开了那栋大楼,坐在冰冷的椅子上,想起第一次妇科检查的恐惧。医学影像报告上的墨水,像咒语,宣判着我的命运。手术时,我仿佛置身于迷幻气体中,一切都在旋转。我醒来时,躺在福尔玛林溶液里,身体白得像猪皮,被切成了无数片。

食堂里,白大褂医生用筷子拨弄着猪肝,指着香菇上的纹路,解释着子宫内膜癌的蔓延。南方口音的男子,夹起猪肝送入口中,他的轻松和随意,与我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

我骑着自行车,逆风而行,柳絮像白色的眼珠,飘散在空中。我逃离不了,也无法逃避。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依然在我的梦魇中挥之不去,而我的子宫,也如同一个充满欲望和危险的容器,随时可能吞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