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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石磊
石磊：我观察到四月初以来，全球市场、流动性、各类资产和政策都处于一种撕裂状态。这种撕裂的规模可能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相当，甚至影响深远，将持续数年。
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混乱，关键在于把握主要矛盾的推进。近三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建立了国际秩序，而中国崛起成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并开始挑战现有的秩序。这导致了中美之间的阵营分化，最终将走向同盟化。
2025年1月初，中国投资收益主要来自高流量，但价值量不稳定；美国投资收益则来自领先科技带来的高壁垒和高价值量，但流量脆弱。然而，中国技术的突破打破了美国的科技垄断，带来了新的价值点；同时，美国财政脆弱性暴露，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平衡，导致所谓的“东升西落”。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供应链断裂，导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需要放松金融条件，并可能通过扩大内需和开放来应对；而美国则面临供应链断裂、通胀和经济停滞压力，其应对策略包括加税和自建供应链。
美元的国际循环机制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容易形成泡沫。中国的崛起挑战了这一机制，导致资金流向中国。美国面临资金外流和自身紧缩的双重压力，可能导致流动性崩塌。历史上，美元暴跌至少有三个原因：美元信用危机、自身利益调整和金融资产泡沫破裂。目前，这三个因素都已出现，并伴随着中国这一新的秩序挑战者。
川普的策略是出于理性，旨在压制中国这一挑战者，以维持其国际秩序。通过对美元汇率的系统性洞察，可以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经超过临界点。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开支，美国将面临深度衰退。美国居民消费严重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增速下降，将导致消费能力下降。
美国经济虽然尚未衰退，但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企业预期不确定性增强，未来可能面临衰退。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面临问题，通胀上涨，但持续性存疑。美国私人部门和联邦政府债务增速同步下降，可能导致信用紧缩。美国处于负向正反馈状态，美元信用循环逆转将加速问题恶化，并导致全球信用紧缩。美国未来的关键路标是财政政策和资产价格的稳定程度。市场正在向滞胀定价，但滞胀状态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回暖依赖于政策刺激，而非内生动力。中国面临资产负债表收缩、供给侧问题和通缩压力等风险。中国经济回暖依赖于政策刺激，结构性差异显著。中国制造业订单恢复，但预期谨慎，库存动力指数连续两个月为负。中国PPI通缩主要体现在下游产品，上游和中游出现周期性震荡。汽车价格持续下跌，是重要的通缩贡献者；服务类价格下跌程度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中国工业企业产销率创历史新低，反映出供给侧问题突出。
中国投资低位低速起稳，结构性差异显著，信息传输、电力和水利投资增速超过30%。中国云投资增速超过300%，与美国科技巨头相比，中国在资本开支密度上仍有很大空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尚未稳定，需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国经济复苏缺乏就业支撑，失业率创2024年以来新高。中国企业部门价值增量主要体现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国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策略不同。
中国经济面临财政支出依赖、供给侧压力、通缩风险和产业结构分化等问题。中美贸易战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但需要内需崛起来支持。中国将走向更加开放，并与非美阵营更加开放。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双向波动，并可能与美元脱钩。
当前A股市场机会很多，但主线变化太快，追逐热点往往导致负收益。因此，投资组合配置方案至关重要，应采用防守反击策略。中国阵营的配置应侧重于抵御通缩风险，例如配置国债；新旧世界中相对强势的结构性股票依然是长期投资的良好选择；同时需要采用防守反击策略。美国阵营的配置应侧重于应对需求崩溃，例如配置美债和黄金；同时，美国基础设施股票也具备投资机会。黄金是整个投资组合中不可或缺的资产。
总而言之，贸易战后的世界，投资组合应以黄金为基础，并采用多元化的防守反击策略，才能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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