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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Bernstein
Jared Bernstein: 我认为左翼和右翼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可以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机会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税收激励引导投资流向低收入社区。虽然机会区项目也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我认为只要设置好防护措施，它就能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一些基本经济原则上，例如机会成本和财政可持续性，左翼和右翼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当然，在最低工资、工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
在拜登政府时期，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在几乎整个任期内都保持了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然而，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在信息传递方面做得不够好，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些正在努力应对高物价的人们的感受。此外，美国救援计划可能加剧了通货膨胀，虽然当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疫情的影响，但事后看来，这项计划的规模可能过大。
在贸易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与盟友进行尽可能多的全球化合作，同时也要认识到全球化的益处和成本。在拜登政府时期，贸易流动保持强劲，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强劲。但是，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被认为过于保护主义的措施。
关于工会，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工人获得公平待遇的议价能力，而不是工会密度百分比。工会可以帮助工人获得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存在单边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但是，工会也可能采取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动。
在住房问题上，我认为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并附加条件来解决住房问题，例如减少排他性分区。此外，联邦政府还可以通过补贴来帮助建设经济适用房。
关于人工智能，我认为人工智能更有可能成为劳动力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政府失灵，并努力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取得平衡。
Cardiff Garcia: 在与Jared Bernstein的对话中，我探讨了拜登经济政策后的经济走向，以及一些相关的政策议题。我们讨论了在两党之间寻找共识的可能性，以及在机会区项目等具体政策上的合作。我们还探讨了贸易政策、全球化、通货膨胀、工会、住房危机、人工智能以及财政政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既探讨了取得的成就，也反思了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信息传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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